[中国怎么办].时寒冰.文字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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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等进行干预。
从1995 年开始，中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贸易摩擦越来
越多，我国企业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
为了寻求贸易平衡，中国往往会集中采购相关国家的产品。比如，每一次中美战略经济
对话前后，中国都会赴美集中大量采购美国的相关商品。
在奥巴马上任后，出于对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担忧，他可能在贸易保护方面采取行动。而
此前，奥巴马已经向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进会做出明确表态：将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监控机制，
以确保中国没有违反相关法规与条约；支持在各自由贸易协议中，保留“yamforward ”的原
产地规定；支持《贝瑞修订案》中关于美国国防部军用服饰品只采购“美国制”纺织品的规
范。
来自于国外市场的风险，成为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不确定性
风险给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和规划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
其四，经济安全受制于人，就可能在外围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经济动荡，甚至引发经济
危机。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亦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就
是供给过剩；二是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过剩；三是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
失业率上升。
由于内需不足，我国许多商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 余种商品类
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 余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
“低价倾销”。6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很容易转化成产能过剩。事实上，产能过剩的现象在
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
持下的过度消费），通过出口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减小了中国
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倘若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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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问题
出现，就有可能使我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甚至经
济危机。
所谓居安思危，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这一潜在危机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其五，内需不振，拖住了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
高耗能、高污染、高损耗资源的发展模式，虽然确保了GDP 增长速度，但给中国的环
境带来了污染，给经济发展甚至给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 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
39 个市县、256 份文献共11 726 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
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
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两院院士钟南山指出：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
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 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以前每毫升含5000 万～
1 亿个精子算是正常，现在3000 万就算正常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 年很
多人将生不了孩子。7 事实上，现在全国各大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都经常是人满为患。
环境污染给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代价。中国越
来越难以承受这种初级的发展模式，亟须实现转型。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内需
的启动作为前提。否则，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被迫中断，次贷危机恶化
后，中国重新鼓励钢铁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即为一个例子。
5。2、什么抑制了内需
每当谈起中国的内需问题，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
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
巧合？
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指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
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
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过去，
我们把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
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会出现经济危机。
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已经有好长
时间了。8
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没钱消费。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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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
笔者在本书第2 章曾经提到过：“由于工资过低，导致无法产生出与产品供应相配套的
内部需求，即内部需求是残缺的。由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外部需求，国内的生产与国外的
需求构成一种平衡，而要依靠外部需求，又常常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
循环。”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
来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
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而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发
展路径，当人均GDP 超过1000 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
上升的。9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 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
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 55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 亿元。而同期的GDP 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
度是GDP 增速的3 倍。
另有一些数据亦支持这一点。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 年间，中国
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
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
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
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2007 年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
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
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
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
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0
近年来，我国GDP 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
增长，但工资占GDP 的比例，则从1989 年的16％下降到2003 年的12％。11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 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
涨幅低于GDP 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
资落后于GDP 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
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很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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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 世纪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 和2005 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
高于印度当年的GDP 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
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
本出现了将近25 年来的最快增长。2006 年的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当时都处于几
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12
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俄罗斯。1999～2006 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6％，
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 的增长速度高出2 倍。
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 年预算计划，未来3 年，实际工
资还将提高50％。
对比之下，显出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
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
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
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
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
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
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