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时光-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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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1909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
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缝，如果这条缝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藏经洞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欲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流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并且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国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流，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或者法国。
2000。9
读鲁迅的不同眼光
我第一次通读鲁迅的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那时候，我的好友郭世英因为被学校里的“造反派”当做“专政”的对象，受到孤立和经常的骚扰，精神上十分苦闷，便有一位朋友建议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闷的事——编辑鲁迅语录。郭世英欣然从命，并且拉我一起来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其步骤是各人先通读全集，抄录卡片，然后两人对初选内容展开讨论，进行取舍和分类。我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常常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我们使用的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郭世英会指着画了记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他还常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些话只能私下说说，传出去是会惹祸的。
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十分奇特。由于毛泽东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帜和圣人。在“文革”初期，民间盛行编辑语录，除了革命领袖之外，也只有鲁迅享有被编的资格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鲁迅语录有好多种，一律突出“革命”主题，被用做批“走资派”和打派仗的武器。与它们相比，我和郭世英编的不但内容丰富得多，而且视角也是超脱的。可惜的是，最后它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重提往事，不只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这些当时被看做不“革命”的学生，也是喜欢鲁迅的。在大学一年级时，我曾问郭世英最喜欢哪个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的这个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可是，正是因为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表现，他被判做按照“内部矛盾”处理的“反动”学生，并因此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时在编辑鲁迅语录一年之后。郭世英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极喜欢这两人的。由于受到另一种熏陶，我们读鲁迅也就有了另一种眼光。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不只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社会斗士，更是一个洞察人生之真实困境的精神先知。后来我对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体会鲁迅喜欢他的原因了。虚无及对虚无的反抗，孤独及孤独中的充实，正是这两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处。
近一、二十年来，对于鲁迅的解读渐见丰富起来，他的精神的更深层面越来越被注意到了。鲁迅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唯一者”，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开始享受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应有的权利，那就是不断被重新解释。而这意味着，没有人据有做出唯一解释的特权。我当然相信，鲁迅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满意这样的变化的，因为他将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真知音，并摆脱掉至今尚未绝迹的那些借他的名字唬人的假勇士。
2001。8
寡言者说树下的老人
十年前，刘彦把他的好几幅油画带到我家里，像举办一个小型画展似的摆开。他让我从中挑选一幅。我站在这幅画前面挪不开脚步了。从此以后，这幅画就始终伴随着我，我相信它将一直伴随我走完人生的旅程。
我对这幅画情有独锺，不仅仅是因为它画得好。刘彦的风景画都画得非常好。可是看见这幅画，我仿佛看见了一种启示，知道了我的人生之路正在通往何处，因此而感到踏实。
画面上是一小片树林，那些树是无名的，看不出它们的种属，也许只是一些普通的树吧。在树木之间，可以看见若干木屋、木篱笆、小土路，也都很普通。画的左下方，一个人坐在树下，他的身影与一截木篱笆以及木篱笆前的那一丛灌木几乎融为一体。所有的植物都充满着动感，好像能够看见生命的液汁在其中喷涌、流淌、沸腾，使人不由得想到梵高的画风。然而，与梵高不同的是，画的整体效果却显示为一种肃穆的宁静。刘彦似乎在用这幅画向我们证明，生命的热烈与自然的静谧并不矛盾，让一切生命按照自己的节律自由地生长，结果便是和平。
树下的那个人是谁？他微低着头，一顶小小的圆檐帽遮住了他的脸，而他身上的那件长袍朴素如农装，宽大如古希腊服。那么，他是一个农夫，抑或是一位哲人？也许两者都是，是一个思考着世界之底蕴的农夫，一个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哲人？他坐在那里是在做什么，沉思，回忆，休憩，或者只是在打瞌睡？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便是他置身在尘嚣之外，那尘嚣或者从未到来，或者已被他永远抛在了身后。
后来刘彦告诉我，他的这幅画有一个标题，叫做“树下的老人”。这就对了，一个老人，不过这个老人不像别的老人那样因为行将死亡而格外恋世或厌世，不，他与那个被人恋或厌的世界不再有关系了，他的老境已经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尘世的辛劳都已经消逝，一切超验的追问也都已经平息。他走过了许多沧桑，走到了一棵树下，自己也成了一棵树。现在他只是和周围的那些树一样，回到了单纯的生命。他不再言说但也不是沉默，他的语言和沉默都汇入了树叶的簌簌声。不错，他是孤独的，看来不像有亲人的陪伴，但这孤独已经无须倾诉。一棵树是用不着向别的树倾诉孤独的。如果说他的孤独曾经被切割、搅扰和剥夺，那么现在是完整地收复了，这完整的孤独是充实和圆满，是了无牵挂的归宿。他因此而空灵了，难怪衣帽下空空如也，整个儿只是一种气息，一种流转在万物之中的气息。所以，这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老年。
也许我的解读完全是误读，那有什么要紧呢？我只是想让刘彦知道，他的风景油画是多么耐人寻味。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艺术，他的内在的激情在其中找到了庇护，得以完好无损地呈现为思想，呈现为超越思想的宁静。风景油画属于他的创作的早期阶段，但我不无理由地相信，他迟早将回到这里，犹如那个老人回到树下，犹如一个被迫出外谋生的游子回到自己朝思暮念的家园。
1998。6
父亲的死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