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时光-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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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中，我常常想起甘地的话：“沉默是信奉真理者的精神训练之一。”我还想起吉辛的话：“人世一天天愈来愈吵闹，我不愿在增长着的喧嚣中加上一份，单凭了我的沉默，我也向一切人奉献了一种好处。”这两位圣者都是羞于言谈的人，看来决非偶然。当然，沉默者未免寂寞，那又有什么？说到底，一切伟大的诞生都是在沉默中孕育的。广告造就不了文豪。哪个自爱并且爱孩子的母亲会在分娩前频频向新闻界展示她的大肚子呢？种种热闹一时的吹嘘和喝彩，终是虚声浮名。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消失之处，隐藏着世界的秘密。世界无边无际，有声的世界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只听见语言不会倾听沉默的人是被声音堵住了耳朵的聋子。懂得沉默的价值的人却有—双善于倾听沉默的耳朵，如同纪伯伦所说，他们“听见了寂静的唱诗班唱着世纪的歌，吟咏着空间的诗，解释着永
恒的秘密”。一个听懂了千古历史和万有存在的沉默的话语的人，他自己一定也是更懂得怎样说话的。
世有声学、语言学、音韵学、广告学、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等，唯独没有沉默学。这就对了，沉默怎么能教呢？所以，仅存此“导言”一篇，“正论”则理所当然地将永远
付诸阙如了。
1993．3
议论家
我是一个患有恐会症的人，病因在不自信。无论什么会议，但凡要求出席者发言的，我就尽量谢绝。如果实在谢绝不了，灾难就来了，自得到通知之日起，我就开始惴惴不安。一旦置身于会场，我就更是如坐针毡。通常我总是拣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的座位，期望能侥幸地躲过发言。我知道自己对于许多事情是无知的，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不允许我炫耀我的无知，对这些事情说些人云亦云的空话和言不及义的废话。
由于自己的这种弱点，我就十分佩服那些敢于在会议上侃侃而谈的自信者，留心听取他们的发言。然而，在多数情形下，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于所谈论的事情并不比我更有知识，只是更有谈论的勇气罢了。我的另一个发现是，这样的自信者是一个相当固定的人群，他们每会必到，每到必滔滔不绝，已经构成当今学界的一个新品种。让我试着给这个新品种画像——他们当然是一些忙人兼名人，忙于出席各种名目的会议，因频繁出现在传媒的各个版面上而出名。在一切热闹的场面上，你必能发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无论流行什么时髦的话题，你都不可避免地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如此辛勤地追赶时髦，每一次都务求站到时髦的最前列去，以至于你几乎难以分清，究竟他们是在追赶时髦，还是在领导时髦。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卡夫卡到后现代，从公共交通到住房改革，他们谈论一切，无所不写。他们的所谈所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充满着发言的激情，所发之言却空洞无物，大同小异，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所谈论的事情未必真有兴趣，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插上一嘴，否则便会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甚至会感到人生的失落和空虚。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不能说他们是理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理论
系。也不能说他们是评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评论领域。他们的最恰当的称呼是——议论家。他们是一些以议论一切事情为庄严使命的人。
自从发现这个新品种以后，我的恐会症有增无减，简直可以说病入膏肓了。我害怕即使我能够成功地逃避发言，我的出席也会使我成为这个新品种的沉默的陪衬，而这是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更加不能允许的。所以，虽然我是一个顾情面而不善于拒绝的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还是鼓起勇气谢绝了大部分会议的邀请。
1998。12
生病与觉悟
一个人突然病了，不一定要是那种很快就死的绝症，但也不是无关痛痒的小病，他发现自己患的是一种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生命的病，例如心脏病、肝硬化之类，在那种情形下，他眼中的世界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会突然意识到，这个他如此习以为常的世界其实并不属于他，他随时都会失去这个世界。他一下子看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原来非常有限，这使他感到痛苦，同时也使他感到冷静。这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分清哪些事情是他无须关注、无须参与的，即使以前他对这些事情非常热中和在乎。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那么，他并不会因此而自暴自弃，相反就会知道自己在世上还该做些什么事了，这些事对于他是真正重要的，而在以前未生病时很可能是被忽略了的。一个人在健康时，他在世界上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那时侯他往往眼花缭乱，主次不分。疾病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从
而恢复了他的基本的判断力。
可是，我们每个人岂不都是患着一种必死但不会很快就死的病吗？生命本身岂不就是这种病吗？柏拉图曾经认为，如果不考虑由意外事故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每个人的寿命在出生
时就已确定，而这意味着那种最终导致他死亡的疾病一开始即潜在于他的体内，将伴随着他的生命一起生长，不可能用药物把它征服。我觉得，这个看法有其可信之处。当然，寿命是否定数，大约是永远无法证实的。然而，无论谁最后都必定死于某一种病或某几种病的并发症，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妨时常用一个这样的病人的眼光看一看世界，想一想倘若来日不多，自己在这世界上最想做成的事情是哪些，这将使我们更加善于看清自己的志业所在。人们嘲笑那些未病时不爱惜健康、生了病才后悔的人为不明智，这固然不错。不过，我相信，比明智更重要的是上述那样一种觉悟，因为说到底，无论我们怎样爱惜健康，不可能永久保住它，而健康的全部价值便是使我们得以愉快地享受人生，其最主要的享受方式就是做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
1998。2
寡言者说父母们的眼神
父母们的眼神
街道上站着许多人，一律沉默，面孔和视线朝着同一个方向，仿佛有所期待。我也朝那个方向看去，发现那是一所小学的校门。那么，这些肃立的人们是孩子们的家长了，临近放学的时刻，他们在等待自己的孩子从那个校门口出现，以便亲自领回家。
游泳池的栅栏外也站着许多人，他们透过栅栏朝里面凝望。游泳池里，一群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学游泳。不时可以听见某个家长从栅栏外朝着自己的孩子呼叫，给予一句鼓励或者一句警告。游泳课持续了一个小时，其间每个家长的视线始终执著地从众儿童中辨别着自己的孩子的身影。
我不忍心看中国父母们的眼神，那里面饱含着关切和担忧，但缺少信任和智慧，是一种既复杂又空洞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仿佛恨不能长出两把铁钳，把孩子牢牢夹住。我不禁想，中国的孩子要成长为独立的人格，必须克服多么大的阻力啊。
父母的眼神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即使是小动物，生长在昏暗的灯光下抑或在明朗的阳光下，也会造就成截然不同的品性。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眼神正是最经常笼罩他们的一种光线，他们往往是藉之感受世界的明暗和自己生命的强弱的。看到欧美儿童身上的那一股小大人气概，每每忍俊不禁，觉得非常可爱。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便仿佛总也长不大，不论大小事都依赖父母，不肯自己动脑动手，不敢自己做主。当然，并非中国孩子的天性如此，这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我在欧洲时看到，那里的许多父母在爱孩子上决不逊于我们，但他们同时又都极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简直视为子女教育的第一义。在他们看来，真爱孩子就应当从长计议，使孩子离得开父母，离了父母仍有能力生活得好，这乃是常识。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父母来说，这个不言而
喻的道理尚有待启蒙。
我知道也许不该苛责中国的父母们，他们的眼神之所以常含不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中有太多不安全的因素，诸如交通秩序混乱、公共设施质量低劣、针对儿童的犯罪猖獗等等，皆使孩子的幼小生命面临威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这的确已是全社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责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正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有眼光的父母在对自己孩子的安全保持必要的谨慎之同时，就更应该特别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刚毅性格，使他们将来有能力面对严峻环境的挑战。
1999。2
向教育争自由
逝世前一个月，正值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爱因斯坦应约为之写纪念文章。在文章中，他没有为母校捧场，反而是以亲身经历批评了学校教育体制的不合理。他回忆说，入学以后，他很快发现自己不具备做一个“好学生”所需要的一切特性，诸如专心于功课，遵守课堂纪律，认真记笔记和做作业，等等。因此，他便始终满足于做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上，“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他接着回忆说，毕业以后，他感到极大幸福的是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实际工作，而不是留在学院里从事研究。“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他在专利局一干就是七、八年，业余时间埋头于自己的爱好，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的经历绝非例外。不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所有的天才人物在学校读书时都不是“好学生”，都有过与当时的教育制度作斗争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成材史就是摆脱学校教育之束缚而争得自主学习的自由的历史。
爱因斯坦在晚年时异常关心教育问题，我认为可以把这看做这位伟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嘱。他不是那种拘于某个特定领域的科学工作者，而是一个对精神事物有着广泛兴趣和深刻理解的大思想家。他十分清楚，从事任何精神创造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因而教育应该为此提供怎样的条件。在他的有关论述中，我特别注意到两个概念。一是“神圣的好奇心”，即探究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以及在这探究中所获得的喜悦和满足感。另一是“内在的自由”，即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未经审察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而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如果说前者是每个健康孩子都有的心理品质，那么，后者是要靠天赋加上努力才能获得的能力。在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者身上，都鲜明地存在着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