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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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它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持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持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它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它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不同的。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海耶克（F。 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 Buchanan）、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德塞姆茨（H。 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它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经济解释》之十三；第三章完）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 Bentham； 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 Samuelson； 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