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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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的�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3）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1）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
这里定居至今。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
霍英东于“六七风暴”之后逐渐淡出香港，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异军突起。
1968年初，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带领400多人和一支船队，从香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莱。这支船队由工作船和运输船组成，船上载着汽车、机器设备、填海工具和生
活用品。原来，这是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要到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港口工程。
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面积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极之丰富，石油储量、年产量居东南亚第三位。60年代的文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
1967年，为了加强对外经贸，把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和橡胶等资源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文莱政府决定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文莱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重大工程，故而文莱政府把工程向全世界招标。
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自50年代中期起，一直从事填海造港、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其间曾到荷兰治理港口；而在香港，“有荣”承建的工程则数不胜数。得知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向世界招标，已经对香港地产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跃跃欲试，也下标竞投。当时，参与竞投的外国公司有20多个，竞争激烈，最后霍英东的“有荣”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据称，这是香港建筑公司第一次在国际上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击败对方。
让儿子挑起重担
这次，霍英东除了带领400多人的工程队开往文莱，还把大儿子霍震霆也带上。那时，霍震霆刚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回来。
霍英东虽然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中学没毕业就因战乱而辍学，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故他的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到国外念书。霍震霆幼年时在香港的名校
——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后到英国的NORMANDALE SCHOOL 和 MILLFIELD SCHOOL两间学校求学，之后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霍英东把震霆带到文莱，是把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交由他承担，希望他从中学到做生意的本事。
“你的第一课在斯里巴加湾上，在你处理港口工程的第一天开始。”霍英东语重心长地对震霆说，“接受现代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必须在实际中才能成熟，其中刻苦耐劳至关紧要。”
一天下午，在香港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和霍震霆交谈时，也谈到他主持文莱开港工程的往事。
霍震霆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抛头露面，除出席一些体育场合外，极少参与社交应酬，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低调，不像一些富豪第二代那样喜欢抛头露面。他梳着大分头，发式几十年保持不变，平时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神情冷峻，深不可测，一副冷酷形象。不怒自威，一股震慑力从眉宇间散发出来，挥之不去，比父亲霍英东更具威严气色。
他平日不苟言笑，但一旦谈起他感兴趣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往往会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文莱一游。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一些文莱留学生，他们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回国后 在政府的什么工程部当官。他们曾多次邀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文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谈起他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显得意兴盎然。
他接着说：“虽然霍生放手让我去负责这个大工程，但他也为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在工程的组织、计划和物资的供应保障等方面，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霍生当时还为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帮我主持这个工程。”
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提到霍英东，作为儿子的震霆并没有称之为“阿爸”或“老豆”，而总是像其他人那样直呼“霍生”。
霍震霆初露锋芒
有荣船队在斯里巴加湾港口靠岸后，立即进入施工现场。文莱毗邻南海，四周为冲积平原，内地有丘陵。而施工现场是一片沼泽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他们就在沼泽地上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2）
工程队的工作，就是修公路，打桩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货柜码头，盖仓库，盖楼房，建各种港口辅助设施。
文莱地近赤道，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月平均气温约摄氏28度以上，年平均降雨量约4000毫米。在这温热多雨的环境下施工，艰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文莱又是伊斯兰教国家，当地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在他们施工现场附近，有的也只是一家穆斯林餐馆。那时，文莱经济还比较落后，生活用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有荣工程队的400多名员工，很多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霍震霆回忆说，他那时经常给工人打气，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香港的华人企业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们不能衰给别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关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