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史(1867-1960)-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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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来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价格以年 )。 的速度下降,
而货币存量以年 〃。 的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大体上是产出扩大所要求的增长
速度。在 )#…+—)#…# 年的商业周期性扩张中,批发价格出现了下降,这是 )/#)—)/#;
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批发价格在扩张期间的下降( 虽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后再也没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 年的货币崩溃,并不是之前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这
一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措施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期间,本可以
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尽管联邦储备体系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
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强烈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在 世纪 ;* 年代末出现了迅速
的货币扩张,这主要 是 由 两 方 面 的 原 因 造 成 的,即 黄 金 价 格 的 上 涨 及 希 特 勒 权 力 的 扩
张,它们促进了资本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只归因于黄金价格的上涨,而与
货币政策无关。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阻碍了
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联邦储备体系获得新权力后所采取的一
项主要的货币措施,就是于 )#;0 年及 )#;+ 年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一倍。这一措施的采
取并不打算立即带来显著的通货紧缩影响,而主要是作为一项“ 预防性”的措施。联邦
储备体系满足于这样一种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财
政部的黄金对冲政策,联邦储备体系的这项措施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
从表面上看, 世纪 ;* 年代的白银购买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
中的比例,将其由 ) 1 0 提高到 ) 1 ;,但实际上,而其主要目的却是援助白银矿工。该项计
划在 )#;;—)#0* 年间的总支出为 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一个白银矿工得到 ) 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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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货 币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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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至少需支出 ! 美元。然而,使白银比例增加到 % & 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但
是,’〃 世纪 &〃 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计划却着实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
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墨西哥也暂时脱离了银本位制,并且它也可算作是在经济
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们曾普遍认为二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联邦储备体系曾准备迎接这一结果,
并且欣然接受债券支持计划,因为联邦储备体系认为该计划将与战后所需的宽松的货
币政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 而非通货紧缩)突然降临,成为更大的危机,而
且在朝鲜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推动下,联邦储备体系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计
划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国外发生了。人们曾普遍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产生
的影响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即可以使长期利率保持在
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水平;这种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反过来或许能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
高,如若不能,那么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完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
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
够被终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般而言,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与百年货币史前 & % ( 个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
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大部分明显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
作出的回调。但是,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不能仅
仅以此作为解释。人们曾经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及其
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相信,
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调的那
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全体公众对经济稳定的信心增强。与这一解释
相一致,我们预期下 降 趋 势 在 长 期 内 将 会 得 以 恢 复。但 是,我 们 过 于 相 信 这 些 表 面 现
象,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欺骗性何在。在对这些解释进行最终的区分前,我
们将不得不等待实践来揭示真相。
然而,我们对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的发展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
人提供意外事件———而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们一旦忽略了这些意外事件,后果将
不堪设想。
!〃〃
译后记
在2006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
巨著《美国货币史》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
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
典著作缩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
值。
两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相关的出版校订编辑程序,即将正式将
该书付梓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从华尔街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
从纽约、伦敦到香港、上海,环球同此凉热,大家都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金融
海啸”,都沿用格林斯潘先生等对于此次危机的判断“百年一遇”。既然是百年一
遇,自然只有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以媲美;而对于“大萧条”,从金融方面分
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之一,大概首先应当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了。
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人们必然会像是在此前的多次危机中一样,感到迷茫、
困惑,在这个时期往往也空前关注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试图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
方向感。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在危机中似乎也都呈现一个有趣的类似特点,在大
牛市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是十分年轻、新锐、激进的专业人士 ,
因为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牛市中的最大利润;而在大的调整
时期,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受欢迎的,则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的资深专业
投资家,因为他们在大的动荡中更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货币很重
要”:货币是一个独立而可控的影响经济很大的力量。(The main point of A
Monetary Historyis that 〃money matters: 〃 The quantity of money is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force that strongly influences the economy)。在经济历史上,可能
难以再找到比当前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
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
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当前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
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
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
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
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正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
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
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
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
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
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
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
的政策深刻受到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
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
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
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
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
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因此,在即将付梓之前,我特地对两年前的后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向读者推荐
这本从原来的专业金融史著作,却因为时势关系可能变成畅销读物的种种原因。
实际上,在2005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翻译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
德曼教授的成名作《美国货币史》的出版合同时,我其实心中已经知道这是一个
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此经典的巨著,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一直没有中译本?
当然有许多特定的原因,例如难度过大,翻译工作过于艰苦等等。但是,对于大
多数中国的金融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中译本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我自身也深
刻体会到当年上学时期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的一系列翻译名作给我带来的思
想上的震撼。有鉴于此,我以“聊发少年狂”的心态,组织了我的多位研究生,开
始了这项艰苦的翻译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内的中文读者能够尽快看
到一个大致能够掌握弗里德曼教授思想全貌的机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样
那样的不足与瑕疵。不少的业界同仁知悉我在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时,都多次询问
此书的中文本何时可以出版,我一直以“不能着急、慢慢来”回应,现在我终于可
以回复他们说,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当然这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
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
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
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统稿
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
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2006年末我们完成了统稿,书稿也提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也陆续在境内
外的媒体上见到了不少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