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讲聊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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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瘸闪送醭绅起鹊钠痰妗５曛魃钪淄跫仁群灭起扔只咏鹑缤粒醭傻酿起纫坏┌压杏榷钒埽推婊蹩删印Ｋ嫠咄醭梢�1000两，要王成沉住气，吊亲王的胃口。王成缺乏商战经验，能得600两银子已喜出望外。按店主分析，稍一拖延，亲王肯定上钩，800两银子可以到手。像王成这样虽然懒却诚实善良侥幸致富的人物，像店主这样审时度势、思维敏锐、有经营头脑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聊斋舞台，成为聊斋人物的重要门类。
第五部分：从贱商到重商从贱商到重商
从贱商到重商
《聊斋志异》描写了由贱商到重商的情况。中国是个长期重农抑商的国家，以躬耕田亩为荣，卑薄经商取利。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货殖列传》，就受到后世学者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人员组成“士农工商”，商处最末一等。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有所变化，人们对经商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蒲松龄就把商排到农的前边，他在《赌符》里说：“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
聊斋名篇《黄英》生动地描写人们从贱商到重商的变化。《黄英》写了保守文人马子才从“贱商”变为安心与商人为伍的过程。菊花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里陶家姐弟和马子才偶然相识，因为种菊话题谈得投机，马子才邀请陶家姐弟住到家里。马子才本是个带“贱商”思想、自命清高的文人。他喜欢菊花，把种菊当作陶渊明式雅事。他虽然很佩黄英服陶氏姊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三郎跟他商量卖菊为生时，立即嗤之以鼻，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显示了市民阶层成熟并努力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马子才对卖菊花不以为然，认为是“以东篱为市井”。所谓“东篱”，指的是文人雅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态度。马子才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种菊、赏菊是文人雅事，是精神享受，绝对不能和做买卖这类俗事联系起来。马子才和陶三郎因卖菊的争执不欢而散。
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陶三郎都捡了去。到菊花开放时节，到陶家买花的人车载肩负，门庭若市。马子才发现陶三郎所卖的菊花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异种，他厌恶陶生的所谓“贪”，又羡慕他的菊花，“恨其私秘佳本”，想登门问罪，却发现这些所谓异种正是自己抛弃的劣枝。原来陶三郎有变劣成优的本领，木雕美人他用天才的艺菊本领，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高洁的菊花，卖花为业，何俗之有？马子才佩服陶三郎非同寻常的育菊绝技，两人喝得大醉，和好如初。
在这之后，陶三郎的卖花业从北到南发展，甚至“于都中设花肆”，大张旗鼓卖花。陶家姐弟卖菊的结果是富甲一方，财大气粗，有了大片土地，雇佣很多人种花，他们靠经营菊花，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
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黄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马子才耻以妻富，认为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他特别不能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马子才的话语，表达出两种传统观念：其一，传统男性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其二，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在传统士子眼中，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是清高，从商是追逐铜臭。几千年封建制度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抑商政策，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在马子才身上就出现了富裕后要“祝穷”的咄咄怪事。
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句句在理地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用古代文人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马子才和陶家姐弟之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子才表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困惑和不知所措。陶家姐弟卖菊为业并向跨省区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黄英》写的是商品生产，不是在封建社会基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再将剩余部分出售，而是劳动的产品就是供出卖和市场交换的商品，商品换成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再生产。这已带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特点。陶三郎“贩花为业”赚得的钱，就作为增值资本，再在“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种花，卖花。这种从小商品生产分化出来的简单商品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黄英》描写了社会由贱商到重商的变迁，说明了在蒲松龄的脑海里，经商不再是贱业，而是一种“贤豪”之举。
第五部分：从贱商到重商成为真正的女人 1
成为真正的女人
小二
我们再拿《小二》来看一下蒲松龄描写的商业经济和女性地位。
《小二》写“绝慧美”的女子赵小二，因为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一个偏僻的地方立脚。到这种偏僻的地方，一般生活比较艰难，她却生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小二成为一个女经营者，甚至可以叫女企业家：小二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其他工场比不了。虽然她的价格高却很容易卖。几年功夫，她富甲一方。小二对工人管理很严格，她的工场几百工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小二还懂得劳逸结合，闲暇时，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她对来往账目和工人劳动，五天检查一次，自己拿着账本，丈夫点名，干活卖力的工人受到奖励，偷懒的工人罚跪。小二的工场五天一检查，检查这天休息，夫妻饮酒取乐，让奴仆们唱俚曲。小二对工人的奖励总是超过他的功劳。
从《小二》我们看到：
第一，工场主的出现。小二“开琉璃厂”，也就是开手工业为主的工厂。小二手里的钱不是购置土地，再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是选择更有挑战性的职业：开“厂”。明代以来，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人们逐渐对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看法有了转变。《小二》写的就是靠开手工业作坊发家的故事。小二琉璃厂的工人已有“数百”，相当可观，反映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一边生产，一边经商，是一种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新兴资产阶级，但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是靠剥削“佣工”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已不是靠封建地租来享福。
第二，商品经营。在封建社会中，人们主要生产生活必需品，将剩余部分出售，小二开的琉璃厂的产品是“棋灯”，完全是供出卖和市场交换的，是地地道道的商品。
第三，《小二》反映了其他一些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小二》写到：村里200多户人家，凡是贫穷的人，小二都根据他们的能力贷给资本，结果使得整个村杜绝了游手好闲的人。这反映了新的货币借贷关系。借贷，本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早就出现，那时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小生产者和城市贫民，借款人借款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生活。而现在小二借贷给村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贫者”维持生活，而是让他们作资本去经商或开作坊，去赚钱，小二则通过借贷分享剩余价值或获得利润。这种将闲置的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新的借贷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四，《小二》塑造了新兴的资产者形象。小二是个富有活力的新型资产者，她善管理，指挥数百名手工业工人，制度严明，赏勤罚惰，是管理高手。她懂市场，懂以奇取胜，把握顾客的猎奇心理和审美要求，掌握了市场。她会赚钱，也会享受。工作之余，品茶，下棋，看书，休假日摆起酒席唱“俚曲”，就像现在唱通俗歌曲。她过的不是传统地主守财奴式生活，而带有新型享乐型资本家特点。《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小二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在她的琉璃厂中，小二豪迈地摆出了主管架式，丈夫只是一个工作上的帮手而已。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地位的提高，使得小二成为真正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小二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赚了钱，就想到村中的穷苦百姓，借给他们“资本”，让他们鼠戏赚钱；有时她还直接接济贫困乡民，因为她的帮助，大饥荒中，“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
《聊斋志异》讴歌了不少像小二式的“女强人”，如青梅叫丈夫安心读书，“经纪皆自任之”，“梅以剌绣作业，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惟恐不得”，生意做得很红火。鸦头开始和丈夫王生一起生活时“家徒四壁”，王生忧愁万分，鸦头就设法开个小铺，“王与仆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日子很快富裕起来。细柳“眉细、腰细、凌波细”，对家计管得更细，她起早摸黑，勤于经纪，帮儿子经商，“货殖累巨万矣”。《刘夫人》家里有钱却没男子，就请诚实的廉生拿自己的钱做买卖，获利巨万，然后跟廉生四六分成。凡人小二、细柳，狐女青梅、鸦头，鬼魂刘夫人，都是聪明、善良、能干的女性经营者，和封建社会所要求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已经有很大差别，已经不是只知三从四德的男性附庸，而是封建末期出现的新女性，是近代中国女商人的前身。
有钱能使鬼推磨白秋练《聊斋志异》描写了金钱决定人生价值的社会风气的重要变化。
在商品社会里，金钱是生活的重要砝码。《白秋练》有一句话：“凡商贾，志在利耳。”金钱是商人追求的最高目标。《白秋练》写江上女子白秋练和商人之子慕蟾宫恋爱。白秋练因为听到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