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5-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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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斯将同样强度的电流送入下丘脑前面的区域时，动物就镇定下来，并很快入睡。再过了很久以后，一位西班牙神经科学家约西·德尔加多利用斗牛进行了同样的下丘脑愤怒控制实验。他在牛的下丘脑前部植入一根电极，然后进入斗牛场，手握着一个控制箱，箱子会通过电极发出电脉冲。牛被放入斗牛场，看见了德尔加多，很愤怒，并开始攻击。德尔加多毫不退缩，按下一个键，牛就停下来了，并转过头去。
在耶鲁大学，德尔加多和其它几位同事于50年代用电极在老鼠和猫身上做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虽然没有这样富于戏剧性。他们给老鼠或猫的扁桃体——“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或者是古老的哺乳动物大脑，即一系列位于丘脑和皮层之间的结构——发送一道微弱的电流，使其出现害怕行为。后来，德尔加多及其他人通过外科手术在人类病人身上做过同样的实验。当一位病人接受这道电流时，他说他感觉到就好像他刚好从一辆汽车身边擦身而过，另一位说，他感觉着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在她身上了。这些感觉在电流关掉后立即就消失了。
一种支持情绪的边缘系统理论的完全不同的证据，是在70年代由一位发展心理学家J·E·斯坦纳提供的。他给一些新生婴儿拍照，在婴儿第一次通过乳房或者奶瓶吃奶以前，让婴儿喝一些有甜味、咸味或者苦味的水。甜水使婴儿吮吸嘴唇，咸水使婴儿吸起嘴唇，皱起鼻子表示不悦，苦水使婴儿张开嘴吞水，或者作呕。斯坦纳接着在无脑的新生婴儿（无脑是一种悲剧性的畸形，胎儿的大脑主干以上没有脑组织形成，这样的婴儿很快会死掉）做同样的实验。他们所表现的面部表情和反应与前述的一样。这样一来，简单情绪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脑干产生的，不过，在正常儿童中，这些反应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孩子学会了哪些是社会当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行为。
在50年代，芝加哥罗约拉大学的一位出生于捷克的心理学家玛格妲·阿诺德（本世纪中期以前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心理学中获取了显著地位的妇女之一）及其他人提出了“激励理论”，这是一种对动机和情绪集合的解释，认为它们的起源在于“网状形成”（连接脑干和丘脑的神经元网络）。
激励理论得到对大脑使用电极刺激的一些研究的支持，这门学说认为，进入大脑的刺激会“激活”网状形成和边缘系统，使皮层和动物进入行动准备状态。比如，声音或者味道，会唤醒沉睡的动物；婴儿的哭声会使睡着的母亲完全醒过来，立即站起身。像不准喝水、进食、呼吸空气，或者增高性荷尔蒙水平这些刺激也可以激活网状形成，这可以通过脑电图（EEGs）——大脑记录——看出来，通过网状形成加快心跳，并增强整体的活动。总起来说，这个理论认为网状形成是一种调节器，在通过感官接收信号时会转变成生理活动和情绪反应。
可是，东北伦敦工业大学的高级心理学讲师菲尔·埃文斯抱撼地谈到激励理论：“心理学中很少有像这样在表面上很有吸引力，实际却很麻烦的概念。”因为，尽管它提供了对动机和情绪的神经生理解释，并使一大堆数据产生了意义，可是，它太泛泛而谈了。它只提供一种单面的情绪——激励的程度——而这会使其它的情绪得不到解释。另外，对激励的生理测量，比如心率和皮肤电经常与脑电图数据和可观察到的活动水平不符。最后，对睡眠的研究已经显示，在快速眼球活动期间（REM），动物或者人类处于熟睡阶段，可是，脑电波却提示出很高的网状形成激励状态。
激励理论并没有被抛弃，可是，理论家们现在说，激励并不是情绪的来源，而是情绪的伴随物。它也不是一种单维的状态，有不同类型的激励存在——行为的，ANS和皮层的——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特色。
对动机和情绪高水平的皮层影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一直是研究的前台。哲学及宗教传统一向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者生理的一面，可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我们的许多动机和情绪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让我们来看一看证据。
认知学说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了动机的肉体根源，接着又强调了它的丘脑和淋巴根源，但他们忽略了一般人坚信不移的一项日常事实：人类和高等动物经常是因为心理需要而产生动机的，而并不总是由生理需要产生的。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把狗放在一个不熟悉的新家里的时候，它们立即会在屋子里倒处嗅一嗅，看一看，这并不是由饥饿或者其它肉体的需要驱动的，而是一种因为需要了解而产生的行为。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看见过自己的小孩子高高兴兴地一连几小时不停地按各种按钮，或者在玩具聚钱罐或者其它玩具身上四处乱拨拉，以期找到一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工作的原理。
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暴风雨或者生病而在家闭了几天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四处看看，看别的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干同样一些杂事后，人们会产生干点换脑筋的新鲜事的需要。
哈尔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都认为，动物基本的动机是要减少驱动力，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又一次成为心理学最为关心的问题后，一批研究者开始觉得驱动力减退很不完全，并进行了一些实验，证明更高级的动物经常受认知需要和过程的驱动。
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过两种这样的实验。打开窗户看玩具火车，或者打开门栓却不能开门的猴子，都不是因为一种生理的需要或者受到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通过认知需要，也就是说，是因为心理刺激。
在50年代及稍后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因为食物、水或者其它生理满足的奖励。在好几种研究中，老鼠选择的路线会引导它们不是找食物，而是进入一个迷宫；它们情愿选择一条通达食物的新路线，而不是已知的线路；它们学会在Y型迷宫里从黑色中分辨出白色来，为的是获取因为探索了复检迷宫而得的奖励；也学会了在笼子处于黑暗时按动一根杠杆来打开一盏灯，或者当笼子太亮时按下杠杆来熄灯。
动物不仅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它们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便使自己受到缴励。人类特别有可能尝试新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自己跑去看恐怖电影以让自己吓一跳，我们看色情材料以缴发自己的性欲，我们与势均力敌甚至比我们强的对手进行游戏，为的是向自己挑战，也让自己的思维在解决问题中开动起来。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曾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减退，而是驱动力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者玩游戏不是非要看完，读完或者玩完，而是要其中的观看，阅读和玩本身。
这些行为在进化学说中是很有意义的。如动机理论家罗伯特·怀特于1959年所言，高度发达的动物为了生存必须学会有效地对付环境问题。对一些情境的好奇或者自我激励是为了增多学习有效处理环境的机会，因而也就得以生存和繁殖。
可是，我们不喜欢，也不去追求太多的激励，我们更喜欢适度的刺激，而不喜欢太过强烈，太可怕或者太混乱的刺激。这一点也有进化价值：我们和其它物种在中等水平上的激励中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多实验都想证明这一点，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在100秒钟的时间内解决20组很难的变形词问题，而得到的现金回报是很少的。让他们评判这个游戏有多好玩就可以知道他们受激励的水平了。激励程度处于中等的人解决的变形词难题最多。这个原理对每个人都很熟悉。所有那些开车的人，玩需要生理或者心理技能游戏的人，或者那些为别人工作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处于无聊或者昏昏欲睡的状态时，都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顶着极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去做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性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就是获取能力和对直接环境的控制的欲望，这种理论最好的证据来自于皮亚杰和其他人对儿童通过游戏和上学进行认知发育的研究。我们在前面读到过皮亚杰相关的一些观察，可是，有一个例子在这里是极合适的。有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儿子罗伦特一片面包，罗伦特把面包扔在地上，摔碎一些后捡起来，又扔到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做，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他连续地抓假天鹅、小盒子和好几种其它的东西，每次他都伸开臂膀让东西掉下去。有时候，他竖直地伸开臂膀，有时候斜着伸在眼前或者脑后。当物件落在一个新位置时（比如落在他的枕头上）他会让东西落在同一个地方两三次，就好像要研究空间关系，然后，他会修正这种情形。
这样的一些活动所得出的明显的满足来自于找到这个世界如何工作，并获得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按照罗伯特·怀特的话说：
孩子看上去好像迷醉于发现他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很令人惬意的活动……在这些结果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保护的范围内，他们会慢慢增强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而可以看作严肃的事情，尽管对他而言，这只是某种有趣和很好玩的事情。
这不仅在儿童时候是如此，在成人阶段，尽管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但我们被迫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而且也增强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可是，这并不能解释有些人寻找对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的答案这种强列的冲动：比如，宇宙的年龄和大小、蜜蜂告诉彼此如何寻找蜂蜜的办法，或者人类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如已故的天才动机理论学家丹尼尔·伯林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好奇的动机力量所写的：
没有哪一种现象像人类的知识那样成为长期讨论的主题。可是，这种讨论通常会忽略对于寻求知识这种力量之下的动机……很奇怪，许多能够激发最为持久的探索，并在找不到答案时引起很大苦恼的探寻，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者紧迫性。人们只需考虑一下一些形而上学者对某些本原论的探寻，或者考虑一下一些喜欢文字游戏的人，就可以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了。
伯林说，学习和理解的欲望在部分程度上可以由心理分析学说、格式塔心理学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可是，更为完全的解释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林的观点，在好奇的后面，有比对于实际知识的欲望更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正是由于减少冲突的欲望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的。使爱因斯坦产生想出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叫做‘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理解为什么他的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物理学的某些原则过不去。
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在得到有关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的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