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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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长相如同外星人、身高六英尺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兼超验论者——肯·威尔伯。两个人正准备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想到生命竟然带给他们不可承受的磨难。在癌症的云霄飞车上历经了五年的俯冲与超拔，特雷亚带着脑部三个巨大的肿瘤、肺部六十个肿块、并发的糖尿病、失明的左眼和肿胀的肝脏，每天仍毫不自怜地吞服一百二十多颗药丸，身上背着氧气筒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快走，持之以恒地面对残余的人生，她说：“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她在癌症迅速蔓延的五年中完成了人生情境最残忍的考验。癌症成就了特雷亚的终极解脱与无上的慈悲，也成就了肯无我的奉献。“病痛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奖赏。”人只有学会以不抗拒、不拣择的平等心面对人生各种的考验，方能活出自在、解脱与不可思议的同体大悲。
这本书翻译完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地预见“整合学”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演化的导航体系。威尔伯归纳出的九层意识图和四大象限图，我认为是目前所能看到最圆融的客观检验系统。九层意识图帮助我完整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进阶和目前所处的阶段；四大象限图则令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的演化大多偏向左上角的自我探索，而轻忽了右下角的外在环境和人类体制的发展。此外威尔伯也对“新时代运动”流行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点，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检讨，我认为在台湾推动新时代思潮的朋友，应该客观而理性地省思一下过度唯心所造成的偏差。
依照媒体刊登的社会调查显示，台湾目前至少有五百万以上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与慢性病息息相关）。层出不穷的性虐待案、谋杀案、强暴案、乱伦案以及因宗教妄想症而导致的新兴宗教乱象，在显示台湾已经堪称“不安之岛”。自从政治解严之后，多元化的资讯开始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工具虽然因此而拓展，但精神状态并没有获得改善。我从漫长的自我探索过程中发现，每个人的身心灵都是宇宙隐含的奥秘，如果只是一味舍本逐末地追求物质次元的名利、地位或权势，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梦游与梦呓的沉睡状态，身心灵的奥秘也将如同古生物的化石隐埋在地表之下，永无揭露之日。
探索身心灵的奥秘只有靠自己的实证经验，但实证经验如果缺少了客观的检验系统，如何能辨别真伪与虚实？威尔伯的解答非常中肯：
“我们其实和科学家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追求实证，并且相信自己的经验，因为那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工具；否则就会落入恶性循环。基本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那么我们一定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份不相信的能力，因为那也是一种经验。所以除了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宇宙不会欺骗我们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当然我们可能会犯错，某些时候经验也会被误导，不过仔细权衡之下，除了跟随它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黑格尔曾经说过：你无法质疑知觉，因为你唯一拥有的工具便是知觉。量子力学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的领悟则更进一层，他说：“你认为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感觉和选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些知识、感觉和选择乃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存在于所有的人类……不！一切有知觉的生命身上。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有点不合乎常理，但是你和一切有知觉的生命真的是一体的。你的生命并不是整体存在的一部分，从某种层面来看你就是整个宇宙。”
我从亲身经验中领会到，我们一旦转化了自我的障碍、烦恼与局限，就能发现一个更大的我，一个比较不受限的我。这个“发现之旅”是永无止境的探险，人的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行这一生一世中的自我探索——从最原始、最粗糙的物化次元，一层一层地转向愈来愈精致的身体、心智、灵魂与灵性的高等次元。传统的宗教组织传递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神圣的，自了汉只不过是焦芽败种。受到这个错误讯息熏染的人，往往热衷于利他济世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认识的重要；真相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即使从事于利他的工作，骨子里也可能只是把权力欲或其他的欲望包装成神圣济世的外貌；这样的人只可能剥削他人而不可能带来任何提升。所以克氏一再提醒：你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对于身心的认识能清楚一点，这个世界就能进一步地觉醒一些。个人的解脱之道即是利他的菩萨道；自、他根本是不二的。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死亡与童女之舞
窗外的那棵独树一格的大叶合欢总是在葱绿的春季落叶，光秃的树枝上残悬着一片片干枯的豆荚。四月底五月初之际豆荚开始脱落，枯枝发出了新绿，消声已久的鸟儿也旧调重啼。我体内的那股愉悦的能量随着安德烈·波塞利（Andrea Bocelli）的《大地之梦》蹿升至头顶。席琳·狄翁（Cline Dion）说过：“如果上帝会唱歌，它一定有副如安德烈一般的嗓子。”洁生与我就在“上帝的歌声”中欣然起舞，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安森林公园。
落日余晖中漫步于这个闹区公园，一幕幕普罗大众的生命景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叹、质疑与联结。时代真的大不相同了，公园里双双颈交的爱侣，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进入了无人之境。长椅上的那对恋人应该是大学生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只见那名脸上布满了红豆的男孩儿深情地俯视着仰卧在自己腿上的女孩儿，女孩儿无视于那些红豆以及旁人的存在，迷醉地凝视着她的南国。
回忆起二十岁那年的仲夏，我穿着两截式的中空装，脚踩着恨天高，心里充满至福地紧握着Don的手，漫步于西门町的天桥上，但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的反应，却如同接近疫区一般。有一个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外省男子，竟然怀着国仇家恨式的愤怒，大声地对我们叱喝着：“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记得自己完全能觉知那名男子心理上的不平衡，却无法辨认出他已经患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病，同时也无法细微地分解出其中的嫉妒、自卑与失望。我当时的欠缺辨识力、易感和对外境的攀缘以及错误的反应，使我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无形中受到了轻微的内伤。二十多年后的今日，目睹眼前这对爱侣旁若无人的示爱举动，令我不禁生起了祝福与羡慕之情。
然而他们的勇气到底是不再受制于集体压力的一种自由的展现，还是缺乏对环境的敏感度？到底是被动情激素全盘掌控顾不了旁人了，还是一种向集体暴力示威的举动？或许只是单纯地没有私人空间，不得已只好在公共空间里觅得一个属于两人的天地吧？还有，别忘了，热恋是可能激起超人般幻觉的。
无论真相是什么，不可否认的，台湾确实比以往开放了，人心容纳异己的空间也拓展了。民智在各种启蒙运动中逐渐觉醒，但是多年来被压抑的、被否认的、被漠视的异化问题，也将透过身心的病痛一一示现出来。
人心是本自具足究竟圆满的，但是文明与文化的扭曲发展，却在人们的心田中种下了四分五裂的理想、教条、禁令、意见和种种的观念；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就是由这些被视为正常的自我制约所孕育成的。
我联想到成长团体中的某些可爱的女性因长期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又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所以总是落入不安或自惭形秽的神经过敏反应里；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们又无法察觉自己的人格失调倾向，总是振振有词地贩卖着“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呓论。这些现象彰显了人们对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缺乏辨识力。
当海峡两岸正集中焦点于“统独”问题和二○○○年的“总统”选举时，我却觉得台湾五百万的精神官能症［1］患者、人格失调者（可能也包括领导阶层的人在内）、大陆“文革”期间的身心受创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演化的阶梯上，大部分人所热衷的政治派系斗争，只是一种最低阶的物竞天择的活动，还有更精微的以个人身心灵为本的内在次元，正等着真正的勇者去揭露。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宝瓶同谋》中的一句话：“人的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小群在科学或宗教边缘的独行者，凭借着自己的体验而得知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进一步地扭转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
回溯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要是没有那一点先天的逆叛性和质疑探索的勇气，可能早已在父母的心病和众人肤浅的褒贬下丧失了健全的神智。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自怜、自欺或自毁，终究学会了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和承担各种因缘和合的过程与后果，必须深深地感恩——感恩所有与我有缘的老师和他们授予的内在知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带给我的启发。这本揭露自己学习与治疗过程的传记，就是对这些恩宠的献礼。
我的知觉从思维的次元回返到当下，继续和洁生手牵着手往前漫步。抬头仰望浩然的蓝天，发现树梢歇息着一对鸳鸯鸟，它们细琐而迅捷的动作在缕缕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灵妙。自然是不需质疑，也无需解答的，但误入迷途的人类却需要层层的探索与揭露，才能褪去自我的武装，回归本初的面貌。
我低头俯视着洁生粉白细嫩的小脸。童女的诞生象征着母体的大死；生命最深的意义就在自我的死亡中。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后记
答自己问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联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则更佳。
问：为什么在四十六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会活到九十岁，那么四十六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段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当“我”企图将它导向媚俗的方向时，它会自动扳回到如如的现实；当“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时，它又开始自省起来。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暧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还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三十坪的斗室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四十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