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传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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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说：“索罗斯通过他的基金会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当他通过他的基金会开始投入资金后。他就胜券在握了。　

　　第四节　四处出击　

　　1992年突袭英镑的行动使索罗斯吸引了许多新闻媒体，后者想了解他的投资方式。他无意泄密，因而他运用一套策略：即让记者与他在东欧虚延岁月从而达到让媒介分散注意力之目的。结果，记者们花在他的援助项目上的时间很多，而用于了解他投资方式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英国一电视台1992年12月3日的电视报导，似乎可详解索罗斯的援助过程，因为电视台人员正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与索罗斯畅谈他正在进行的一小笔投资。“花在投资项目上的精力占了我的百分之八九十，我每天与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但事实上我不作任何决定，有专门的人从事此项工作……我觉得赚钱比花钱容易。　

　　说到这儿，乔治·索罗斯不禁露齿大笑。　

　　飞机在布拉格机场降落。索罗斯下了飞机，一群捷克电视记者蜂拥而上。有记者问索罗斯是哪一种类型的资本家。“我认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商业，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称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镜头摄下了索罗斯哈哈大笑的样子。　

　　当索罗斯在布拉格走走看看，视查他的慈善基金会和中欧大学时，他表示相当满意。“我已有了我所需要的钱，因而我想促进我的慈善活动。我正在考虑尽快把2．5亿美元筹划好。”　

　　2．5亿美元？　

　　几乎没有人能象索罗斯那样不假思索地给出这么多钱。　

　　中欧大学的开学典礼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迈卡伟·哈韦尔这个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今已是总统，索罗斯就站在他旁边，手斜插在口袋里，用左手打手势致意。　

　　“我五年来每年交付500万美元，总共是2500万美元，给这所大学。我们现在的投入水平将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听众中懂英语的学生立即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索罗斯想避免因自己的援助项目而成为时尚人物，虽然他需要理解与尊重，但他一直坚持不把他的照片挂在他所赞助的学校中。对运用他自己的基金会去传播他的思想这套作法他也不十分感兴趣。即使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图书馆（该馆以藏书丰富著称），也没有一本索罗斯的书，学院本身名叫中欧大学院而不称为索罗斯大学，“我不愿死后留名，”他曾大声说过，“我只想影响今日之事。”　

　　就自身而言，赞助比赚钱幸福得多，他的生命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目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许多人把他看成一个道德崇高的人或圣诞老人，这倒挺适合于他。当评论家们对他赞不绝口时，索罗斯拂袖而去，就当他们是一群在他身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无害的苍蝇一样，他是受一种使命感驱使的人，希望成为重要人物，成为行动十分随意、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人，对于他的慈舍基地他曾欣慰他说过：“这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满足，这种满足感不是金钱所能带来的广　

　　索罗斯帝国的扩展，其速度非常之快，范围非常之广，索罗斯似乎感到他随时应在任何地方出现。他很难固守一个计划。头脑中一个念头可能使他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使原来为他准备飞行的人恼怒不已。1992年底，他原定从阿尔已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但半他上了飞机后，他突然指着操纵杆说“飞往伦敦”。　

　　飞行员做了一个鬼脸，笑了笑，想起为飞往维也纳他已作了两小时准备。　

　　“索罗斯先生，”飞行员说，“你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人物。”对此索罗斯笑了笑。　

　　不断地从一个项目进到另一个项目，索罗斯似乎正忙着弥补失去的时光。一些零零碎碎的项目，不管多么重要，都不能像大项目一样吸住他的注意力。他一心想留下印象，而且是马上，“他总想开始薪的项目，”迈克罗丝·韦萨利解释道，“如果某事已人轨运转，他对此并元多大兴趣，他的决定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但他能够纠正自己，因为如果他看到某事不利时，他就承认它。　

　　泰勃·韦木在匈牙利与索罗斯一直有业务上的联系，泰勃追寻索罗斯的援助动因直至索罗斯“证券交易所的大脑”……在谈一句话的时候，他会改变主意。这似乎是一颗宜于证券交易的心，上午9时半你买一些棉纺工业，10分钟后你又卖出所有一切，同时买进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工作效果不明显，他总有点不耐烦。　

　　至1994年春天为止，索罗斯已在西部为他的援助项目赚了一大笔贷款，被新闻周刊戏称为“元帅计划”。一般而言，正取得好成绩。但索罗斯明白在东欧及前苏联真正开放之前他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尽管索罗斯与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公开宣称，赞成西欧政府及非官方公司将最终取代索罗斯基地的种种努力，事情真相却是由其他公司完成他已有的事业，索罗斯对此内心不满。他很少考虑政府援助，认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实例亦不过如此而已，因为这种帮助只会有益于赠与者而不利于受与者。”他在斯特拉斯堡对一位欧洲议会的官员说：“实际上你不能干任何事，你元力改变东欧。　

　　索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优势，即成为一条孤寂的狼，能够自作主张，而不用把他的主张提交给别人去求得赞同。杰斐热。萨奇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波兰和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他说：“乔治·索罗斯……操作方式十分灵活，不存在在无限危机之中现金的反复折腾，因而一小笔钱用处大增，可支付任何人的飞行费。旅行费，世界银行可能要花两年使时间才能使事情运转，而乔治一夜之间就可给飞机票。”　

　　由于极为慷慨的赠金，索罗斯的大名已传遍了全东欧和全苏联。一家商业周报载文称他为“从莱茵河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最具影响的公民。”　

　　但尽管声誉鹊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因其援助计划进展缓馒而略显低沉。起初，他希望点燃一根火柴以激起一场革命，“我感到我汲取的泉水的深度比我实际预备的要深一些，正因为如此，泉已趋干涸，人也十分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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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彼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按到从传媒打夹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第一节　媒体观念　

　　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乔治·索罗斯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名声意味着不断地被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接到从传媒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华尔街，他避免抛头露面，也就无足为怪了。　

　　按照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话说，索罗斯并不是独自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像蘑菇一样，或许财产只适于在黑暗中。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去赚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迈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早期，避开传媒也很容易。报道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在华尔街可能是巨头，但是，传媒却认为他们缺乏鲜明个性、没有吸引力，缺乏争论性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直到1984年，颇具争论性的汽车大亨李·文柯卡的自传出版，使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商业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罗斯似乎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在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在头版简要地介绍了他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让他自我表现，树立公众形象表现自己的机会，索罗斯还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辞。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进行股票分析。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