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传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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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百万富翁”。　

　　索罗斯试图给人一种生活节俭印象，不过，这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点误解。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他的四处寓所之间，有水上飞机，但是没有快艇、也没有劳斯·莱斯汽车。索罗斯旅行时，一般乘商业航班（商业阶层）．较少用私人飞机。有一次，索罗斯很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来来往往就更方便。他问柏荣·文对此怎么看。“这个想法不好，”文告诉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飞机，你就会知道，只有驾驶员想用飞机的时候，你才能用飞机。”文建议他什么时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飞机，索罗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些人认为，索罗斯特别腼腆，不过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文说：“他喜欢生活在根舒适的地方。乔治不会带你到处看他的房子并对你说：‘瞧、这一口钟，或者这尊塑象，或者这幅油画。’他槽得物质享受，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喜欢把人带到家里，为他们提供美味佳肴，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方便。”　

　　他经常举行舞会。有时候他会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苏栅要邀请一些朋友共进晚餐“多少人？”苏姆马上会间。“哦，可能50或者75，”索罗斯会作出反应。然后，苏栅就亲自为70个持不同意见的俄罗斯人及其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　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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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