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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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钱偏狭的厌恶。　　　　
　　　　那个时候，青年人却认为“钱，即幸福”，对于捷径异想天开的美梦甚至可以生长在不劳而食和坐享其成之上，他们打算作那种务实而头脑灵活的人。　　　　
　　　　九十年代一过，这个代沟几乎被填平了，那些屡屡被枪毙的贪污犯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说，八十年代重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到了金本位的致命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的茁壮成长有着它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唯利是图者、妒慕富人的人、守财奴在人口比例上占了绝对多数时，社会就因为拜金主义狂潮，呈现出不良的倾斜。大多数普通人，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拜金情绪与贫朴现实相冲突，丧失了原有的乐天生活。　　　　
　　　　在金钱面前，青年人很自然地划分成了四类人——　　　　
　　　　　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者是人类本能乐趣的体验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大量攫取着。八十年代中期，一部分没有读过书但却胆量过人的人，首先发了大财，他们和妒慕他们的人，成了最初的一批拜金主义者。那时，中国尚不繁荣，发财者不知道该如何花掉手中的钱，于是守财奴们把钱锁进抽屉，砌在墙壁中，另一些人武装了家庭设备，追加了一部分生产投资，为了不让穷亲戚索要财产，他们甚至早早为自己修建了棺墓，以示钱已花光。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英明，过去作个体户受人歧视，现在他们有了钱，翻了身，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人物。有了钱，可以买到权益，出入豪华设施，网罗众多女人，置下洋房和汽车，可以下大赌，再滚出大钱、生出大息。大进大出的迷醉更加助长了拜金的疯狂。他们掀起了一股大风，盗匪偷骗、卖淫赌博、职业倒爷，以权营私、黑社会终于出现了。他们已忘记钱的本体意义，正如越来越不明白何以非要爱情来充当肉欲的调味品。在他们由于得到了钱而创造出更大的行为能力的过程中，无数可怜无助的生灵因为受到伤害而哭泣。这种低文化和高消费的畸形搭配，使许多美丽的生活成为往事，化做乌有。　　　　
　　　　萧伯纳曾在《收的再分配》中这样写到：“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认真努力去发财，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小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了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拜金主义是一种恶性的文化毒瘤，但染病的身体常常并不因病态而痛苦，相反还会更加迷醉，比如可卡因对于吸毒者，体味对于习惯了体味的人，还有生病对于不想上班的人。　　　　
　　　　　观念人。　　　　
　　　　许多有头脑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或以口头或以行为的方式，在从事着一种理念工作。他们力图恢复金钱的中性面貌，告诉人们，金钱只是对社会行为进行奖赏的计算工具，只有亢奋的拜金潮和顽固的恐金症，才是与罪恶有关的疾病。如果金钱是一种劳动的计量，风险的承兑，身心损耗的补偿，那么得到它就是一件既理所应当又光荣自豪的事情。　　　　
　　　　武宝信是八十年代我曾追随过一位大老板，那时，武先生即曾倡言说：“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要。是自己的，金山银山也要拿。”　　　　
　　　　有许多时候，为了伸张正确的金钱观，强调其中包含着劳动的意思，许多有教养的人会在报酬上显得斤斤计较，虚张声势。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请尊重我的劳动！”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劳动，我们收获（2）

　　　　　自甘清贫的人。　　　　
　　　　这类人中又包括三种人——懒惰而自卑的人，超乎尘世的人，极少数极少数承袭了长辈的金钱罪恶观的人——懒人们有着拜金主义的幻想和甘于贫寒的怯懦。不识人间烟火的人无视“金钱是现代化社会中劳动成果的中介”的事实，那种误国误己的清傲，注定了他们的一生穷困。与老人们一致的人比较简单，百分之百是神经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站在拜金的对立面上，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他们走在时代的末尾，多少有些病态，已虚弱得听不到时代的足音。　　　　　　　　
　　　　　潇洒的人、验证自己的人、金钱的主人翁。　　　　
　　　　这类人为数甚微，但却可以作为社会和青年人的楷模。他们往往能与金钱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和主仆关系。　　　　
　　　　潇洒的人热爱生活的轻松，他们对金钱没有观念上的拒斥，也不被金钱完全占据。没钱时并不烦忧，有钱时也不吝啬，他们懂得金钱只不过是快乐青春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目的。验证自己的人属于那种精力充沛、自信、从不屈服的人，他们拼命挣钱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挣钱。钱依旧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而只是他有此能力的一个标记和说明。金钱的主人翁指的是经济巨人，他们大量地得到钱，然后合理地支配，多少是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多少进行扩大再生产，多少投入到新的行业和研究部门，多少去投保险，资助公益事业，多少捐给慈善组织。另外，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左右着货币的流向。　　　　
　　　　这种具有健康的金钱观的人，往往在死神面前表现出坦然，他们的生命会在健康的生活中走向终点。　　　　
　　　　二十三岁时，我们更加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崇拜金钱，崇拜富翁富姐，对商品社会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慌。有时，我们是个小气鬼，有时又冒出个作亿万富翁的念头，所有实惠的人生设计，争夺着我们。在寻找对象时，我们都希望上帝能赐给自己一个富翁的女儿。　　　　
　　　　如果我们认为拜金和赤贫都不健康，那就请杜绝不择手段的欲望和自卑服输的心理。如果我们认为“闭紧嘴巴走路”比“哗众取宠地标榜正确金钱观”来得踏实，我们就不必总是为了在理论上标新立异而去捅马蜂窝。让我们开创自己的生活：一个与金钱相处的人，一个自信有能量的人，或是一个经济巨人。让我们热爱金钱，就像热爱劳动本身一样，去作工索取报酬，节俭而又能合理地支出，去炒股投资，去捐赠奉献，去旅游，去受教育，去保健自己，去生育后代。一切都为着获得更大的生活范围，更自由的脚步，更健康的生活。　　　　
　　　　在另一部著作《巴巴拉少校》的前言中，萧伯纳说了这样一段犀利无比的话：　　　　
　　　　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的堕落。在我们的城市里，所有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社会良心的闪光之点。它代表着健康、力量、荣誉、高贵、美丽，这就如同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丑陋对它的需要一样清楚明白，不容置疑。它使穷人变得绝望，使富人更加高贵。这一点并不是它的错误，只有当它大量聚集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它已变得没有价值，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求之不得时，它才成为一种可诅咒的东西。　　　　
　　　　是的，金钱原本是无罪的。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没有通过加倍的劳动去获得更多一点的金钱，我们便没有机会乘飞机去看看天外，没有机会穿最合体的衣服，以最清洁的体表生活在舒适的家中，我们将失去很多益于我们身心的快乐。当然，假如我们不能洒脱地睨视手里的这些纸票子，我们也同样无法享受宁静的午餐，面临暂时贫困，我们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怕丢失、怕人借债、怕被打劫、怕国有化，我们将成为金钱诚惶诚恐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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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十年里，二十岁至二十三岁这三年，显得比别的时期相对漫长。它内容丰富，充满了小故事。它空白的日子很多，时间被用来幻想。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数量最多的彩色照片，也留下了最多的叹息和遗憾——没有与自己喜欢的人多处一段时光，匆忙与另一个人结了婚，而且婚期那么早；当时不该疏远老朋友，还应该多交些新朋友；当时，少点幻想多点尝试该多好；当时真该改行，或者当时真不该改行；当时该看些书——这三年，无数次发誓，无数次毁约，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岁月，一切错了都可以重来。那时，我们作错了许多事，但当时还满以为正确，当时作对的，我们却曾怀揣着犯罪心理。我们在行路、争论、观察、总结中，渐渐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格调，一种风格。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长期贫穷的国家

　　　　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　　　　
　　　　（23岁—25岁）　　　　
　　　　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一旦他们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竞争、脱离于渴求一条通往金钱的道路时，我们则认为他们缺乏精神和雄心。　　　　
　　　　——W·詹姆士《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　　　　
　　　　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令人讨厌，又使人同情。如果贫穷不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无论是对于世界或某个国家，还是对于某个集团和某个个人，那都是一种严重的戕害。实际上，长期的贫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屠夫。　　　　
　　　　不幸的是，中国刚好一个经历了长期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度，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感到悲愤，因为我们不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环境。在这里，我们没有真正从事过劳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时间是用来喝茶品烟，浏览报刊，谈论与职业无关的事情的，因而大家处在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状态中，又显得合理合情。可是，那些重任在肩的人和许多天才，在劳碌着，却没有获得科学的计酬，白白付出了惊人的“剩余劳动”，而所有坐在流水线旁日复一日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浸着汗水的劳动成果又因为整个社会各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误而无法使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令人望洋兴叹的信息，它们又加重了我们自惭形秽的悲伤。比如，爱因斯坦一本杂乱潦草的相对论手稿，价高600万美元。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拍卖成交价竟高达2250万英镑。而我们自己却是个没有洞房的新郎。　　　　
　　　　这时，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已不得不学会了与社会相融，与许许多多自己不喜欢而又必须交往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一句话打发掉了与自己不投缘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职业道路上，我们已真正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的真正涵义。我们无力如月给父母一些钱，更羞于再向他们伸手求援。有时，我们打算好好孝顺他们，以使他们活得更长久，但却每每因为没有能力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有时，我们又大声骂他们，冲出门外，究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贫困。贫困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我们无法痛痛快快作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至今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在一次次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中，我们清晰地察觉到，这些磨擦以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