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造就中国的微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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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这种模式需要完全不同的、快速的信息流。中国的软件企业不仅要使
信息的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更要使本身成为全球信息流的一部分才能参与
全球经济。
从这些侧面去看问题，我们就能发现以至成为代表的一类电子企业在走
多元化战略时的后劲，就能看出他们的“超速成长”与“资金后劲”的增长，
从而也使他们参与到“中国的微软”的竞争中去。
由此看来，“中国的微软”想在中国软件市场横空而出，还需要时间来
作论证，就像以联想、科利华、方正、东大阿尔派、用友等这样的企业都还
处于“如何造就中国的微软”之中，那么，“中国的微软”要真正出现，就
还需要更多的软件人不断地去探索。还要看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将继
续，谁是“中国的微软”，故事没完。。
第二章山姆大叔在窃听
大卫·郝斯特在《危机与革新》中曾经讲述了一个关于卡拉哈利游牧部
落的“故事”，非常具有震撼性。游牧部落从猎人到牧人的文化转变，看上
去跟单纯的经营行为转变成集体经营是一样的。大卫强调，所有的组织要想
自行更新，就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重新返回到认知的最初发源地——游牧
狩猎群体。
在这里，我不是想阐述大卫所认同的：在保持某种一致性和目的性意识
的同时，要有效地适应一个不断变化并且充满威胁的环境。作为大多数文化
的源泉，游牧狩猎群体的内涵或模式，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环境中组
织起来，去获得生存和发展。而是想说明在中国软件群体之中，当我们去苦
苦寻求“谁是‘中国的微软’”时，是否要回到中国软件产业最初的发源地
——。。
一、游牧部落演变了
从历史学中，我们知道游牧部落的临时宿营地是由小草房围成的紧密圆
圈，所有入口都朝着圆圈的中央。“敞开大门”式的结构鼓励了相互的开放
和交往，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
从现在回过头去看游牧部落，我们可以说游牧部落是成功的，它最突出
的是“自然平衡——稳定的社团结构和灵活的发展融合在一起，使他们在荒
芜的地域内，可以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在恶劣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在我们强调这件事时，并不是因为他们发展了技术或是创造了财富，而
是因为他们生存了下来；在资源短缺、充满危险、不断变化的环境里，他们
能够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他们的想像力和价值观，从而使他们生存了下来。
所以，众多的软件企业在走向“中国的微软”时，在企业产生超速成长时，
也需要看到这种动态稳定、灵活、机动、变化、敏感、开放、热情、高效对
企业成长以及对企业领导人的影响性。要看到任何产品都不能确保企业的成
功，期望某种一劳永逸的“拳头产品”可能会使企业在看似红火的时候失去
发展，甚至失去明天的生存机会。比如微软如果现在还只生产DOS 系统，那
么我们也许只可能从历史上查到比尔·盖茨的名字了。但众所周知，从小个
体户到今天的软件帝国、全球首富，微软从来都不是技术最领先的企业，然
而却从来都是市场最领先的企业，盖茨的高明就在于他知道DOS3·0、6·0
之后不是DOS7·0 或者是8·0，而是他一度失败了的WINDOWS；WINDOWS3·1
之后是WIN… DOWS95，而不是WINDOWS3·3。驱使他这样做的念头是从来没有
认为微软是生产DOS、WINDOWS，乃至生产操作系统的公司，比尔·盖茨认为
微软是使“信息唾手可得”的企业。
微软的这种做法就像北大方正的王选说：一个企业，不考虑适合当前市
场需求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求的研究，好比一个人
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后也会丧命。这一
比喻说明了研究开发中长期和远期的关系。多年来方正在出版系统的主流产
品中不断升级换代，每个重大更新的产品从构思到批量进入市场一般需两年
以上的时间，至于进入新领域的新产品，从开始研制到产品成熟并占领一部
分市场一般需四年以上。北大方正一直锲而不舍地不断创新、不断追踪技术
的前沿、不断接受用户的需求刺激，并设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性能要求，
从而求得市场竞争优势。我们的原则是：先呼吸，再吃饭。不抢占市场就没
有条件筹划未来。
在《中关村风云》一书中，我曾经对这种模式做出过论述。在书中我指
出：信息企业应该对动荡的发展过程有所准备。它们常常在开始时犯错误，
这就需要处理好“呼吸与吃饭”的关系，企业应该避免拥有昂贵的资源，而
是应该拥有有利的市场。比如联想，如果目标设定在一个简单的“联想汉卡”，
那钱已经赚得够了，该打住了，然而志在必得的雄心与对中国计算机产业深
刻的洞察改变了联想，也注定要改变整个计算机产业未来的发展走向。
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种“游牧部落”模式时就会发现：现代企业
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有一套高效的信息采集、分析、传递、交流系统。
这样的信息系统确保了企业核心资源——客户、技术、人才、经验的充分应
用，确保了组织职能机构间的有效协作，确保了组织领导对市场变化的敏锐
视野。
作为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中关村就是在这种有效协作中，以及众多企业
组织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掌握中才成长起来的。如果你是站在“中国硅谷”的
腹地——黄庄的DNA 螺旋结构傍，向“中国硅谷”的南大门俯瞰的话，就会
有一种站在黄河渡口的感觉。
DNA 塑像曾经是中关村“高科技”的象征；曾几何时也是村徽。不料，
令人恼怒的是到现在这种希望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你从“中国硅谷”的南大
门往北行驶时，一连串的软件厂商与硬件厂商就会使你迷途。用友财务软件
屹立在南大门的第一道防线，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安易财务软件
形成第二道防线，使人望而慨叹。联想、金蜘蛛、金蝶、宏碁、万能、赛乐
氏、微软等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的相继出现，均向人们展示了欲想腾飞的路
子。科海、中国大恒、希望、连邦、科利华、网景、柏安、方正、四通、新
天地等众多企业在中关村腹地的成长，均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在竞争中生存、
发展的新路子，体现了它们常常能够建立起老式企业所没有的能力，体现了
它们通常能以较少的资本，成为较早的获利者的能力。90 年代中期，众多信
息企业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迁移，显示了这种“游牧部落”以最简捷的方
式在向前发展，它已经超出了没有区域限制的界限，他们正在开创一个自己
将于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生态系统。
1997 年，我在写《中关村风云》一书时，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回顾
中关村的发展过程时认为民办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华夏硅谷公司的成立，意
味着中关村“游牧部落”临时宿营地的开始。80 年代中期“两通两海”的出
现，是中关村游牧部落在自然条件下得以成长的体现。90 年代国外企业进驻
中关村，则是游牧部落形成开放与协作发展的成熟时期。
实际上，中关村能够在自然条件之中发展，还离不开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1978 年，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人员就到美国进行参观访
问。他们看了波士顿，看了波士顿128 号公路和技术扩散区，他们感到我国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必须把知识分子引入商品化生产的
发展中去，引入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去。1980 年，陈春先又再次到美国进行
参观访问，在回国途中，他又沿途参观了美国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区，汲取
了他们办厂的先进经验。
1980 年10 月，陈春先组织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电子所、力学所及清
华大学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中国科技开发
园地，引发了一件30 年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开始了探索中国高科技的
发展之路。10 月23 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
对美国硅谷和128 号公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做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
产业》的发言。陈春先针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形式，并以美国的一些电子
高科技企业作对比，阐述了中国要发展电子硅谷的主要特征，要在中国大地
上发展类似美国硅谷128 号公路的“技术扩散”，以此能为中国高科技的发
展寻找一种新的路子。
陈春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
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
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已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主义赚钱
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和一些当事人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追求超过了赢利
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
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 多年，这里的人才
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
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
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
成果展览会。”这是陈春先在18 年前的发言，这是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
今天高楼林立的起点。
正是陈春先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环境应该产生
新的变化，才使我们看到开放观念与竞争观念的重要性。因为开放意味着协
作，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通过协作，利用开放体系下的各种市场资源。
在初期的游牧部落群体中，要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想像力与价值观是非常
困难的。陈春先首创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经过两年的发展，也进入了
危险的边缘地带。1983 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在《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
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中写道：“近两年来，这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 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
体所有制的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
区构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技术服务机构。”这份内参接着指出：
“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
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这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先后作了批示。胡启立同志批示：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
献。”方毅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这
些批示出来之后，对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的触动很大，他们放宽
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 年，在科学院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