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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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的属臣，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