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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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禅只有两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两年中放置的四枚却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变本加厉，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弹，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来，他的炸弹炸死了人。同时，他向报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已经成为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而成为值得正视的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他存在于世，就应该将其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正是迫使芬尼控长急匆匆赶来向布鲁塞尔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学时专修过精神病学，布鲁塞尔则是精神分析学专家。两个人，从同两种学科，代表着两大营垒，而这南大营垒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样看来，芬尼敢于破除门户之见，谦逊好学，确是令人钦佩。
布鲁塞尔仔细审阅了“炸弹疯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没爆炸的炸弹照片，然后提出了第一个推恻：F。P。可能是利用职业之便制作炸弹，也可能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的恶作剧。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个男人所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制作炸弹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鲁塞尔接着说：“他大概以为他患慢性病应当归咎于爱迪生公司。渐渐地，他又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对他的不幸负责。如果某人确信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烦，便可以认为他有偏执狂的某些特征，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紊乱病症，患者总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幻觉和错觉，而他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却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偏执狂有潜伏期，在这一期间，病势发展缓慢，不易察觉，35岁以后，病状急剧加重。罪犯从放置第一枚炸弹迄今已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的年龄应在40岁以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可能。
“说得更清楚一些，偏执狂患者通常过于自爱，以此保护‘自我’。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承担责任，而执拗地认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个案子中，罪犯便是对爱迪生公司怀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觉与错觉日益加剧、延展，直至彼及到纽约全体市民和整个社会。诚然，他在爱迪生联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这番推理的出发点未必不正确，他的失误，仅仅在于无凭无据地断定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执狂症形成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患者以后的推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因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发达的人。根据罪犯的笔迹着，他象是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执汪症，我已经讲四种可能。”
布鲁塞尔侃侃而谈，在座的警察们听得入了迷。
“如何发现偏执任却是一件难事，”布鲁塞尔继续说，“患者的表现无异常。他行为谨慎，自以为完美无缺，决不会贸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议的事情。刑事档案里不可能有对他的记录，医院和疯人院更与他无缘，原因很简单，一个自以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国精神病学家柯尔会奈的理论，85％的偏执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径运动员：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犯身材均称。不胖，也不瘦。”
布鲁塞尔又看了一眼罪犯写的信。这些信用词准确，字体清晰，给人以严谨、整洁的感觉。他又说：“第六个可能：罪犯肯定是个表现出色的职工。他按时上下班，工作无可指摘。他穿戴整齐，天天剃胡子，过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时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国人的语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国人之手。‘卑鄙罪行’有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风的意味，那个时代荒诞不经的小说里充斥着这类词汇。再比如，他写的是‘爱迪生公旬’，而美国人只是简略地称呼该公司的缩写。由此可见，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两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强烈，以至罪犯在写‘W’字时，把他平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忘在了脑后。再请看这几张剧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弹，可他原本是干个行为谨慎，精于计划的人，这一切，连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这裂痕在罪犯感情冲动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我们知道，男性儿童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会受到母爱的强力吸引，甚至会仇视父亲，把这种敌对父亲而又不便于公开的情绪隐理在内心深处，有的儿童会在这一过过渡期碰到障碍，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这种障碍。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使他对母亲的违反常情的爱得以滞留、固定了下来，并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视的男性权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亲可能已经过世，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长、可以唤起他对母亲回忆的一个女性亲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泄，这或者意味着他对母亲的情欲，或者意味着要割父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一切便都有了解释。一个正常人，即使和爱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会在纽约城到处放炸弹。由于罪犯在童年时代有碍于父亲，不能把母亲的爱延伸发展，因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持续存在着的失望，也产生了对权威的反抗。这两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势不可挡地渲泄了出来。把这种感情的曲折变化移放到另外一个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为吻合；16年来，他固执地以为别人企图掠夺理应属于他的权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责爱迪生公司，实际上却是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第九种可能：因为爱母亲，他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他是个单身汉，喜欢孤独，没有朋友，我甚至敢说他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是不是同性恋？”一个警察问。
“不是！他没有朋友，也绝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脸和气，因为他是偏执汪病人，一定要表现得完美无缺。适才我说过他身材均称，现在我甚至进一步说，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这是第十个可能。”
“您凭什么说他爱打扮？”这是刚才发问的那个警察。
“不凭什么。我只是试图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个偏执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标准之下。”
接着，芬尼深长又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独门独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为他要有一个不惊动邻居的僻静处所。
“第12种可能，”布鲁塞尔说，“他的问题在性方面。他的性冲动既然还未冷却。所以他不超过60岁。还有，刚才我说过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现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们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但是，众所周知，行凶用扼杀的手段在地中海国家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为普遍。历史地看，使用炸弹和匕首一人流行于欧洲中部，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杀案中都有使用炸弹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手段，就说明是个斯拉夫人。这是第13个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14个可能：他有规律地按时去教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是有规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别盖的是纽约和西彻斯特的邮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某地发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该地区的斯拉夫人。这位有了第15个可能，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
布鲁塞尔大夫的推理纵然出神入化，却也提出第16个可能时犯下了一个错误。在确定“炸弹疯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时，大夫有几种选择：癌、心脏病和肺结核。大夫说，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结核，那他可能早就医好了，于是判断他有心脏病。大夫却忘记了，偏执狂讳疾忌医，根本不会找医生看病。事实上，“炸弹疯子”患的是肺结核。
布鲁基尔的诊断结束了。
“您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芬尼探长问。
“向社会公开这16种可能性，大事宣传。我觉得罪犯愿意被人发现，长期地隐性埋名使他越来越失望，为了从失望中挣脱出来，他需要刺激。应该向他挑战。向他表明，我们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礼。如果我的推理不对，他会告诉我，从而向我们提供了情报，如果我说得不错，随便哪个邻居都会认出他来。”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开门，准备告别。布鲁塞尔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长，补充说：“还有一件事，（大夫闭上了眼）我好象看见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却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样。你们抓获他的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一件双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紧紧的。”
1956年圣诞节前夕，布鲁塞尔推断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继而又刊登在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
一时间，公众中掀起了波澜。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打电话的人当中，有报告哪里有炸弹的，有提供罪犯线索的，一切都要核实，都要查阅爱迪生公司的人事档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