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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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这么讲？您认为可能是情杀吗？”　
　　“哦！不，您不是让我提供情况吗？”　
　　“他常和哪种女人来往？”　
　　“轻佻女人。他手头好象很大方。”　
　　除此之外，关于凶手的线索还是等于零。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奥尔蒂探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满脸愁容，他还从没有这样垂头丧气过。　
　　“我料到了他还会露面的。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锋芒毕露。”　
　　“您不认为此案同‘金轮’号一案有关吗？”　
　　“很可能有关。但我对那桩案子的了解不过局限在报纸上，并不比你们更多。我还在等巴拿马警察当局的报告。”　
　　“您的确毫无线索吗？”　
　　“我们有好几条线索。”　
　　这句话可是探长先生为了不丢面子才说的。实际上，他确实没有找到任何“那总得让我们有点东西可写吧！您总会有些细节可供发表吧！”　
　　“是的，”探长终于象是想起了一句俏皮话，“木匠和这个靠年金过活的今年都是六十岁。”　
　　“是巧合吧？”一个记者问。　
　　但是这一回，探长没有作答。他似乎从自己刚才那句话里得到了启示，正在思索着。他朝面前的记者挥了挥手，表示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他需要立即核对某个细节。他几乎是不假思索说出死者都是六十岁的。但他们的生日也相同吗？他查阅了手头的档案，结果吃惊地发现两位遇害人都生在1902年6月11日。以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多奇怪的巧合。如果“金轮”号的死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么巧合就决不再是偶然的了。　
　　1962年的9月，秘鲁正式加入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总部设在利马。它受理的第一桩案子就是奥尔蒂手上的这一件。给奥尔蒂的答复是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发出的：“金轮”号死者路易吉·阿尔瓦生于1902年6月11日。奥尔蒂探长脑子里同时冒出许多设想。他终于有了可供思考的东西——一条线索。　
　　遗憾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答复迟了几个小时，因为，这不，奥尔蒂桌上的电话铃又第四次响了：是第四根毛衣针，不过这一次刺穿的是一个妓女的胸膛。探长感到自己的推断立刻被推翻了：一个妓女决不会生在1902年，否则她早该停止出卖色相了。但他还是问了死者的年龄。从现场打来电话的警察嘲弄地打了一声口哨说：“她可是有把年纪喽！”　
　　“总不致于六十了吧？！”　
　　“这可说不定，探长。”　
　　“见鬼！她有证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是！探长。在这儿：1902年6月11日生于利马市。”　
　　片刻过后，探长来到那家不大正经的旅馆里的犯罪现场，他仅仅走了个过场，不过已经可以断定此案一定是这女人拉到的一位客人所为。一个在场的警察说：“算她背运，拉了这么个丧门星。”　
　　奥尔蒂探长可不认为这是背运还是走运的问题，这桩案子决非事出偶然。他没有时间去推测罪犯的特征，这件事可以留到晚些时候再做，现在要紧的是设法阻止案件再度发生。为此必须拿到一份生于1902年6月11日的人的名单。对！应该去一趟市政厅。于是，奥尔蒂风风火火朝市政厅跑去，只恨再没有二十岁时那副腿脚。　
　　在利马市市政厅，奥尔蒂对值班的女职员说：“警察局的。我要看1902年的户籍登记。”　
　　“1902年有好几本。”女职员答道。　
　　“我要看6月份的出生登记。”　
　　女职员走进相邻的一个房间喊来了档案馆主任。这是一位须发稀疏的男子，他的头象一个硕大的肉球，经一位笨手笨脚的雕塑家三担两斧造出了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和一个下巴，而那张嘴巴是用铅笔后描上去的。　
　　“您有事吗？”主任问。　
　　“我是奥尔蒂探长，”探长不耐烦地说，“我要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人的名单。要快！”　
　　“当然可以，探长先生。很快就可以找到，您下午再来行吗？”　
　　“我现在就要，听清楚了吗？我是警察局的。”　
　　“现在我拿不出来，”　
　　探长真的动气了，他绕过柜台，干脆命令那位主任把他领到档案室去。他很快找到了落满灰尘的1902年的档案终。这一年的4、5、6、7四个月专门有一卷档案。他自己动手取下这卷档案摊放在一张桌子上。档案馆主任不动声色地往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卷档案正好缺了1902年6月11日一页。　
　　“这又怎么解释？”探长缓缓抬起头问。　
　　档案馆主任的脸色变得铁青。　
　　“没法解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五十年里，什么人都可能来过这里，有什么要紧？”　
　　这一回，轮到探长注视这位主任了：他个头高大，强悍有力。大约六十岁的年纪。双眸中有一种奇特的火焰一现即逝，那是一阵强忍下去的狂暴。　
　　“请问尊性大名？”探长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贝德罗·拉佐梅诺。”　
　　贝德罗·拉佐梅诺眼睛里的狂暴几乎完全消失了……“您的出生年月日？”探长心不在焉地接着问，他隐约有个想法，但并不真的相信，不敢相信！他也没有时间考虑。　
　　“1902年6月11日！档案馆主任忽然怪叫着扑向探长。　
　　奥尔蒂的喉咙被掐住了，他艰难地拔出手枪，顶在对手的腰上。拉佐梅诺放开了手，他从喘着粗气的探长手中挣脱出来，跑去打开一扇窗户，纵身一跃跳了出去。接着，楼下传来一声深闷的巨响。女职员尖叫了一声，探长还在气喘吁吁。　
　　前后不过五分钟时间。　
　　贝德罗·拉佐梅诺的衣袋里装着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十二位秘鲁人的名单。其中四位已经用红笔勾去，不用说，正是四位被害者。现在还剩七位。　
　　奥尔蒂探长隐约猜到犯罪动机，是因为他深谙秘鲁文化，尤其是印加传说。他知道印加人认为生辰相同的人只能分车一个灵魂、一条生命线，因此，同一天出生的人死去的越多，在世者的寿命也就越长。贝德罗·拉佐梅诺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列出了与他生日相同的人的名单。如果他如愿以偿地把他们全部除掉，便可以独霸一条生命线了。他正做着长命百岁的好梦。　
　　至于他为什么看中了毛衣针，如果我们只解释说印加人祖先神圣的矛和匕首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失传，亲爱的读者肯定还不满意。这里还有一点情况可以提供：贝德罗完全可以叫个“贝德拉”之类的女人名字，他是把做毛线活的好手，身上穿的毛背心就是他自己的杰作。关键的是，对于衰老，他怕得要命。　

　　
　



双排扣西装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