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年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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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丑小鸭，飞上枝头，成了凤凰。
可是，我的老爸，居然放弃了他带我飞上枝头的翅膀———《分秒必争》，进入只有十分之一收入的“中视新闻部”。
大家都说他傻，说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只是，他这么决定，奶奶和老妈都毫不犹豫地点头。她们都是传统的女性，“夫死从子”，“出嫁从夫”。老爸的决定，永远是对的。
直到有一天。
老爸居然又要放下中视记者的工作，只身到美国去。
奶奶和老妈的脸上，泛出了愁容。
老爸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视记者，每天晚上播七点半新闻，还被派到欧洲去制作艺术的特别节目。观众喜欢他，选他为“最受欢迎电视记者”。公司也喜欢他，总经理看到辞呈的那天，据说在开会的时候慨叹： “好不容易，培植个人才，走了！”
我们更爱他，多希望他在这个新房子里，享享天伦之乐。
老爸是接受新闻局和历史博物馆的安排，去美国长期讲学。
“想想，值不值？”奶奶对老爸说。
“这房子，你刚住进来一年多，还没摸清楚开关呢！”老妈说。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老爸说。
老爸走的那天，我只记得他对我发了脾气： “老子走，你居然都不送到楼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好几年？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1）
· 六岁，我真开始喜欢女生，我发现了一个“她”———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 我管她叫“我的伊莉莎白·泰勒”。
· 我常站在桌子上，高喊着：“我的伊莉莎白·泰勒，我为你而死！”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敬礼！我是不怕痒的小孩！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台湾还没流行绑架小孩。尽管如此，我总有一个保镖跟着———七十一岁的祖母。
她把我送进教室，帮我开窗子，有时看地上太脏，还帮忙扫扫，又说说这个，指指那个，再叮嘱一番，才离开。
所以同学都说：“刘奶奶是老班长。”
权力的滋味 真正的班长，是我的四个死党之一，如果说我喜欢上学，不如讲我喜欢去找我的死党。
老师没进教室之前，班上几乎是由我们四个死党来管，我是副班长，权力第二大。才六岁，我已经感觉了“权力的滋味”。
但权力更大的，是那些六年级的学长，挂着“纠察”的臂章，耀武扬威地冲进来，对我们吼，然后大模大样地，在黑板上写下“安静”两个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被他们抄了学号的同学，常吓得脸发白。
我们管他们叫“走狗”，自以为挂了一个臂章，就了不起。
六岁，我也看到了高年级“权力的滋味”。
每天早上，只要不下雨，全校的学生都要在操场做体操、唱歌、升旗，还有听校长训话。
我们最怕的是训导主任。校长在上面训，主任在下面巡。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他的眼睛，好像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据说他以前是个蛙人，蛙人出拳，一秒钟就能叫人躺下，上面把牙齿打碎，中间把胳臂扭断，下面把小鸡鸡踢烂。
有时候，校长在上面讲话，主任会在队伍里吼： “站直了！像个人样！”
据说愈高年级的学生，愈怕他。看到他，好像见到神。当然，也可能是见到鬼！ 六岁，我了解了大人“权力的滋味”。
拉屎的联想 主任也有仁慈的一面，就是当太阳太大，小鬼们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蹲下来。
但是才蹲一下下，他又吼：“把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半蹲半跪！两条腿蹲着，难看死了！像在拉屎！”
直到现在，我二十岁了，每次跟同学一起玩，蹲着，我会很快地改为“半蹲半跪”，而且觉得别的同学都像在拉屎。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有这种联想，因为他们没“蹲过坑”，他们都是“坐抽水马桶”长大的。
我也相信，当有一天，我向女友求婚，她一定会以为我在向她下跪。
而我，在心里，其实是蹲着。
不怕老婆训练 小学一年级，我们最爱玩的是“哈痒”。
每个小孩都怕哈痒，于是这个哈那个，别人又来哈这个，又躲、又笑、又叫，闹成一团。
有一次，老妈到学校来，看见我们玩哈痒，她居然吓了一跳，好像那是天大的危险事。
“在走廊、楼梯上哈痒，太危险！”老妈说，“一不小心，就能从楼上滚下来。”
她没有禁止我哈，知道禁也没用。
她用了个绝招。
叫我站着，不准动，由她来哈痒，全身都哈，连脚底也不放过。
起初，我简直笑死了，一笑就挨骂。
每天锻炼下来，我居然不怕了。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我已经自诩：“将来做个不怕老婆的男人。”而教我不怕老婆的，竟是做我老爸老婆的老妈。
六岁，我真开始喜欢女生，我发现了一个“她”———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我管她叫“我的伊莉莎白·泰勒”。
我常站在桌子上，高喊着：“我的伊莉莎白·泰勒，我为你而死！”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2）
有一天，我叫“她”哈我痒： “你来哈哈看！我不怕痒！哪里都不怕！我将来不怕老婆！”
她哼了一声，掉头走开。
六岁，我开始怀疑：“不怕痒的男人，是不是真能不怕老婆？”
告别了！我的死党和爱人 在“光复国小”，我才读了一年多。老爸常说，这一年多的课程，使我奠定了后来学中文的基础。
“如果你没进过国内的小学，今天的中文不可能学得好。”老爸说，“大家一起学，那是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孤立，觉得学习是一种责任。”
虽然出国的一两个月前，奶奶和老妈已经不断对我说要准备出国的事。
却直到最后两天，我才有真要出国的感觉，那是从老师和我死党的眼睛里看到的。
“你要去多久？”
“你会不会写信给我们？”
我的死党问我。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降旗时，旗缓缓下降，天边有个红红的大太阳。
我的奶奶仍然在校门附近纪念馆的同一棵树下，等我。
我们一起，再一次经过学校大门回家。
我觉得好遗憾——— 死党不能跟我一起去美国。
伊莉莎白·泰勒没有哈我痒。
我没能升上六年级，尝尝另一种“权力的滋味”。
离别，很轻也很重！
· 小孩子没有发言权，大人的命运就是孩子的命运，只有跟着大人走。
· 小孩的离别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就是被带的东西。
美国不大嘛！ 只有小小一块！ 虽然家人总是对我说，要带我去美国，甚至大楼的管理员都跟我道别，但是直到老妈在机场抱着外公、外婆哭，我才真正确定自己是要远行了。
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到今天，我都记得临走时，蹲在地上玩机器人，老妈从身后叫我：“走了！记着拿你的小包包！”
我便转身，提起包包，追出门去。
走，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从心里接受“离开自己生长八年的土地，去另一个国家，说外国人的话，读外国人的学校，交外国人的朋友”，却是多么困难！ 小孩子没有发言权，大人的命运就是孩子的命运，只有跟着大人走。
奶奶有发言权，但她不发言，她的儿子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在飞机上，我哭着喊：“忘了带会打转的机器人！”
“就算没忘，行李也装不下！”老妈说。
“爸爸寄来的古董玩具（老爸在美国跳蚤市场买的）也忘了带！”
“美国多的是！”老妈说。
“我的枕头忘了带（那是我每天都要摸着尖尖、闻上面熟悉的味道，才能睡着的）！”
“臭死了！早该扔了！”老妈说。
“还有爸爸刚寄来的跳豆（那种因为里面有虫而会不断自己跳动的豆子），还在跳呢！”
“马上就不跳了！老妈说，“叫你爸爸再给你买！”
小孩的离别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就是被带的东西。
⊙ 老爸站在出口等我们。
没有鲜花，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他是一个不在外面表达情感的人。
只是，走了几步，他突然停下来问我： “你是不是脚扭了？为什么走路一瘸一瘸的？”
我惶惑地摇摇头。
他一边走，一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最后得到了结论： “这小鬼，平常一定总是被大人牵着手走，所以两条腿变得轻重不一样。以后能不牵就不牵，让他自己走路！”
我知道———日子又难过了！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老爸一边指点大家看窗外的景色，一边说他跑了多少地方，才买来一架钢琴。
他的脸上显出十分得意的颜色。
三年前，他提了两个装满笔墨纸砚和画轴的箱子出门，在他二十九岁生日的前五天，抵达大雪纷飞的维吉尼亚。
他的薪水不高，但是经常开画展。展览、演讲、示范挥毫、向洋人介绍中国文化，就是他来美国的工作。
他箱子里的画少了，换成我们的“家”。
你的家，我的家！ 车子在一长排红砖的房子前停下，我们是其中一户。
房前有个小院子，正开着紫色的鸢尾兰。
老爸把大家的行李抬进房间，便将我带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盒牛奶给我： “多喝牛奶！喝得多，长得大！将来不被洋人欺侮！”
他又带我去看钢琴，并走到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酒吧台和许多五彩的灯光，都是上一任屋主留下的。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老爸得意地问。
“你的家比我的家大！”我说。
当天夜里，躺在新枕头上。虽然窗外比我在忠孝东路的家不知安静了多少倍，却翻来翻去睡不着。
妈妈进来看我。抱着她，我哭了： “我想回家！”
妈妈也掉下了眼泪……
我的初恋（1）
上学第一天的笔记，有写没有懂！
· 小学二年级，我居然证实：爱情，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原动力！
· 我没有玫瑰花可以向她示好，但我很会折纸，每天都折几只鹤和船送给她。看她抽屉里有我的一大堆折纸，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一天从学校回来，老爸站在家门口等我。
“学校什么样子？”他问。
“绿色的！”
“我问你学校什么样子，不是问你颜色！”老爸瞪着我。
我没出声，低着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在学校一整天，我都是这样低着头，盯着地上看，我只记得绿色———学校的绿色地毯。
到美国的第二天，老爸就带我走到路口，指着不远处一个尖顶的教堂说： “过两个礼拜，送你进那学校。”
我只看到教堂和它前面的停车场，没见到学校，心想：“原来美国人上教堂，就是上学。
”直到上学的前一天，老妈带我去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