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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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期间不幸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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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斯大林跟他的亲信们在一起
身着军服的斯大林
斯大林、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女儿在别墅里
拉·帕·贝利亚
(1899-1953)
苏联元帅
参加过卫国战争,领导研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格鲁吉亚以肃反起家,是叶诺夫的接班人,在1939年至1953年主管肃反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三个月后,由东德镇压反苏运动回国后,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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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极度统一的社会
内务人民委员部
克格勃机构的前身,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7年12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历经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伯乌)、奥格普乌、恩克夫德、恩克格勃、姆格勃,直到1978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1991年退出历史舞台。
1938年乌尔里希、雅哥达、叶若夫参加奥格普乌及国家政治安全总部会议
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叶戈罗夫元帅被斯大林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红星勋章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0年4月6日命令设立的。授予战时和平时在国防事业中有卓越功勋的苏军官兵、部队、舰队、兵团、劳动者、劳动者集体、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1930年,布留赫尔元帅成为第一名红星勋章获得者
梅赫利斯(1889-1953),在苏联卫国战期间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上、中图)为服刑的犯人在工作
被流放的乌克兰妇女
的一年——1937年来到了。在莫斯科,在其他城市,在辽阔国土成千上万的村庄,到处是新年节日期间常见的那种忙乱景象:在俱乐部和紧巴巴的住宅里装饰了新年枞树,孩子们贴上自制的花条,业余文娱小组进行最后彩排,当时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学校都有这种小组。男人们备下一两瓶“莫斯科牌白酒”;在大城市的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妇女饮用”的好葡萄酒。近一两年来,商店的货架上和橱窗里出现了比较丰富的食品,这不能不使顾客感到高兴。例如,1937年元旦《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短讯《节日采购》,在这篇短讯中报道说:“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从苏联香槟酒到麝香葡萄酒,几百种香肠和鱼制品,大蛋糕,甜点心,水果——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人昨天在商店里大量采购的对象,‘美食家商店’、‘食品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的几千名代理人,都忙着把各种食品送到顾客家里,以满足顾客新年盛宴的需要……”
各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都完成了年终“结账”:需要上报。而要告诉人民的是:在去年,哈尔科夫机床制造厂投入生产,卡马纸浆造纸联合工厂隆重剪彩,索利卡姆斯克制镁厂工程开始动工,亚美尼亚的科纳卡尔水电站开始工业送电,竣工投产的还有摩尔曼斯克渔业联合工厂以及几百个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生产项目。数量指标(绝非质量指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需要报告斯大林。就连1936年刚刚组建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虽然许多指标没有完成计划,也给“领袖”送去报告:“国防工业将成为国家最好的工业部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柳比莫夫的报告使斯大林感到很高兴:不仅铁路运输,而且轻工业、地方工业、商业也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说话是算数的。正是遵照他的指示,通过了把1936年变为突击年的决定: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2%,消费品生产增长23%。遵照他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提高人民福利的计划》,社论中指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生活变得更愉快”——“伟大领袖”的话从来是说到做到。①应该让所有的人再一次看到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国家的脉搏急促而强劲地跳动着。许多年过去了,可是从十月革命这部发电机中获得动力的革命热情,我再说一次,丝毫未减。日子过得还很穷,穿着简单朴素。“突击”旬一个接一个,生产记录不断被打破,报纸上登满了劳动突击手的名字:阿·斯达汉诺夫、亚·布瑟金、叶·维诺格拉多娃、玛·维诺格拉多娃、M·杜卡诺夫、彼·克里沃诺斯、马·马宰、A·古尔格尼泽、C·哈恰特良、O·霍贾耶夫、尼·斯梅塔宁以及其他许多人。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清贫的、艰苦的,然而整个国家都专心致志于未来。
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一个人。强劲的主旋律不允许理直气壮地提出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问题。列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一整套既已形成的关系而被置于绝对依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境地。一切都必须奉献给“统治人物”的思想祭坛。请看193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社论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在这个“海洋”中,也有人举着一个不大的列宁像……
1937年最初几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劳动人民的有时是十分紧张的气息,而且登载了关于来自国境线外的严重威胁的警告。米·科利佐夫发自西班牙的连续报道,法西斯分子击沉苏联“共青团”号轮船的详细经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工农红军一批指挥官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极端困难的特殊任务”的决议。谁都知道,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们。
这里还有扬·鲁祖塔克(他后来只活了一年多一点)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帮,通过暗害活动搞乱我们的经济,他们想借用这些人的手杀害我们的优秀人物,杀害我国的大脑和心脏——斯大林同志……”②
1936年12月初,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扩大苏联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在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的《论苏联宪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③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了种种“特点”,他把第五个特点叫作“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他报告到这个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处决了自己原来的同志和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某些资料证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民主”原则,曾向这两位原来党的领袖说:
“我们的信念不允许使老党员流血,不管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我们党的领导人既不会忘记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在审判中你们应当帮助国家和党,审判所针对的不是你们,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④
斯大林很善于随风转舵。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签署逮捕和枪决名单、批准惨无人道的判决方案的是“一个”斯大林,而“另一个”斯大林却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好像砍人头似的,斩钉截铁地说,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⑤然而这个人真的是想“保障”这些权利吗?起草宪法的那些人了解这一点吗?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布哈林、加马尔尼克、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埃德曼、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活动家。他们在制定那部口头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民权制度的国家基本法时还不知道,与宣布的权利和保障相反,他们很快就将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在由“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们。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从而践踏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压制的那一点点脆弱的民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已开始“推敲”为正在准备的“托洛茨基阴谋分子”案第二次公开审判起草的长达数小时的起诉词,也就是他在1937年1月28日激昂慷慨地发表的那篇起诉词。
千千万万的苏联人都为连续不断地向着国家经济和国防的强盛“持久跃进”而真诚地感到自豪,他们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们想也不会想到,新的一年将是血腥的一年。谁能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将成为苏联人民悲剧的震中,将成为社会无耻的顶峰。但是,“领袖”的无法解释的构想,“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可耻的罪恶实质,似乎正是服从于这一点的。
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2)
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人几乎过了20年才了解了这场悲剧,并且远不是完全了解。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对“法西斯败类”、“间谍”、“恐怖分子”表示愤怒、痛恨和谴责。就连亚·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波·巴甫连科、尼·吉洪诺夫、布·亚申斯基、列·尼库林这样一些人,也在《间谍和凶手》一文⑥中诅咒那些被迫在无耻和罪恶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这次演出的总导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1933年1月我就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⑦。请看,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个别的事故、火灾和惨祸(确实发生过)当然都像是“暗害活动”。难道他斯大林不是说过,暗藏的原反对派分子、参加过其他政党的人都在伺机而动吗?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强烈……这就是把斗争的弦绷紧到极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快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题为《斯大林运河》的书。36名苏联作家在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领导下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敌”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试验大唱赞歌。他们写道,这是“把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