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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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只给很少几个人送过自己的书并且题词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题词写得非常亲切，完全不像是领袖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在斯大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的扉页上，总书记用清晰刚劲的字迹写着：
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米·基洛夫。
作者斯大林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波斯特舍夫在一次例会上宣布“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来。全体代表向另一个“全党喜爱的人”鼓掌。受到过大会代表这样的欢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讲话意思清楚、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不错，这篇讲话像这次大会上其他代表的几乎所有的讲话（只有很少例外）一样，充斥着对总书记的溢美之辞。基洛夫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许多代表“更过头”。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表明良心的时机始终存在，有时（也许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为准则。这就几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勋了。不管是基洛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次大会上都没有建立那样的功勋，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在代表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确立起来的是个人迷信。历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的。否则就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赝品。
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构成了（根据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断）一种独特的、使得斯大林极为吃惊和不快的高潮。他的胜利变得大为逊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声色。古希腊和古罗马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们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于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镇静沉着的伪装。他早就明白，镇静沉着对周围人的影响从来都比手忙脚乱、装腔作势、摆“领导”架子来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号”，知道代表大会上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他成为独断专行的领袖之后，表面上非常平静。接下来一切完全按计划进行。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斯大林本来计划在代表大会之后把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不这样做了。
基洛夫的工作多起来了。基洛夫作为党的书记主管重工业和森林工业。他经常要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来时，经常给他打“自动电话”，不止一次地会面，讨论日常事务和急于要办的事。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诚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来了，列宁格勒的书记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甚至挨了“领袖”的训斥。也许是这样。但文献也好，了解当时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况的人同我的谈话也好，都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因此，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杀害这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显得突然：
“预审材料确认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１９０４年生，前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职员。侦查正在继续进行。”紘紟矠
基洛夫在遇害前两天，同列宁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从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后回来，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令人高兴的重要决定：取消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大家在火车上热烈地讨论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们和全体人民会多么高兴啊！他们还交换了看过布尔加柯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后的意见，谈论了预定在１２月１日召开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总之，基洛夫回来时情绪饱满，准备大干一场。
在开积极分子会议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报告，于４点半乘车到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里走着，和许多人打招呼，交谈几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办公室门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人们跑来时看到基洛夫俯卧在地上，凶手手里握着枪，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
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专车赴列宁格勒。斯大林在车站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还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梅德韦季及其副手扎波罗热茨后来被调到远东工作，而在１９３７年，当恐怖机器开足马力时，两人都被干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对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审讯是斯大林在一批随他来列宁格勒的人陪同下亲自进行的。从一开始，有关基洛夫遇害的许多情况都带有神秘色彩。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了这一点，他说：“必须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节中有许多至今叫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东西，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调查。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甚至没有搜查过他。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受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个个安然无恙。”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１９３７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的。间接的证明之一是，把两三个“层次”的潜在的证人都消灭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笔”。
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２７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
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
１．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２．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３．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１０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５年，其他的人也是５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
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３０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３０年代受过迫害的Ｂ·奥库洛夫说，当时国内正在制造气氛，“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主要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人”。报刊不断加温，不断“揭露”、报道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总部”、“阴谋”、“恐怖小组”。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斯大林喜欢讲的“惩罚机关”一下子“身价”百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数飞速增加。这些“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它们逐渐和党委平起平坐，后来又超过党委，成了太上皇。报刊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必须加强警觉性”。报刊的宣传开始大量散布对每一个人怀疑、不信任的种子。许多领导人都受到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