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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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
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形、个人迷信反常现象和对权力的滥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电荷如此不可战胜，以致一切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滤波器和绝缘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这完全不是为了说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都会逝去。看来只有过去才是永恒的。而过去常常给未来发指示。今天，未来是这样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亟需了解以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过去教导人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只要真正凭良心行事，总是会有成功的希望的。
必须正确地指出，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异常重视用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树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来个性的某种模式，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早在２０年代，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已开始加剧，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改造社会的问题仍然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随时准备响应社会的各种口号，深恶痛绝市侩习气、发财贪欲，跟惟利是图完全异趣的高尚情操——这一切为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官僚主义并没有扼杀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人们有着坚强的信仰。
列宁的原则在官僚主义积淀和教条主义框框的压制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虽然不时遭到阉割，使人不能看见全貌，但是在为选择创造新事物的途径和方法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富有戏剧性，但是国内存在着决心捍卫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力量。
黑格尔认为，命运作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神学家们补充说，这是某种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个人的未来，引导每个人沿着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没有离开党的指挥桥楼转入某个人民委员部，而是违背他永远也理解不了的黑格尔的思想，把命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任总书记斯大林在历史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谁能够说，他那不高的个头会给整个伟大事业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阴影呢？
悲剧的久远的根源，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在于当时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已经包藏着隐患。那位掌握着无限权力的人物，那位贯彻别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长制原则管理这个制度的权力夺到手，而他面前又没有障碍。列宁的警告未受到重视。“老近卫军”忙于内讧而没有承担起充当集体领袖的历史使命。已经赢得的自由模糊了对未来的认识。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哲学自传习作中所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贵族性的。起义群众对自由不感兴趣，他们也不需要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自由的重负。”紘紤矠这一看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从下一方面来看还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是“群众”还是“老近卫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支配已经争得的自由。未来像往常一样笼罩着一片烟雾……
过去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和秘密尚且是个谜，而未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更难意料了。
第一部第三章 选择与斗争
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还在继续。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许多人的命运和各种情况、冲突交织在一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复得。在列宁逝世前，他对功名大概没有认真想过，但列宁逝世后……很难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就已相信能够实现看来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个谜。
１７９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分钟（也许更少），路易·卡佩特问刽子手：“拉彼鲁兹有消息吗？”（拉彼鲁兹的环球探险队已经四年多杳无音信，后来查明是永远失踪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确神秘莫测：再过一刹那，路易十六就不复存在于人世了，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却是拉彼鲁兹……谁也没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断头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今后的计划。他当时有这些计划吗？
斯大林的图书馆是１９２０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宫中小小的住宅里慢慢建立起来的，藏书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列宁、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的著作集；托尔斯泰、迦尔洵、契诃夫、高尔基、乌斯宾斯基等人的书；还有宾什托克、宗捷尔、霍布森、肯沃尔季、坦希列维奇等人的现在鲜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许多书并不只是这个简朴住处的摆设。书里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铅笔作的标记和划的着重线。
在拿破仑的《我的思想》中，在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话的页边上画着一道粗线：“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我对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