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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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 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