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史全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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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注：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然而，对这样一个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英国方面除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丹尼斯等少数人之外，对当时的局势分析，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仍然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狂言英国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轻易挑衅，并断言，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由于英国始终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注：同上。＇，故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作战尽可能地加以限制，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致使中国和英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的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对策。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较为单一的经济援助转而正式与中国结成战时同盟，这种变化是符合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最害怕的是国民党战场全面崩溃、日本从中国拔出泥足，横扫太平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被打垮了，您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4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从作为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手段，上升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是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将来中国是盟军太平洋反攻和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美国的有效的军事盟友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加强和采取了一系列援助措施，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仅1942年一年，美国就给予蒋介石政府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从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而且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促使中国出现自由主义的、亲美的政府，以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影响，把美国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塑造一个战后亚洲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种需要，美国极力想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大国的地位。赫尔曾经写道：“我们对于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共同进行有效的战争，第二个是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承认并建立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强有力的中国，这既是为准备一个战后的组织，也是为了东方稳定和繁荣的形成。”＇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9页，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军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极力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举蒋介石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和印支）盟军最高指挥官，后来又把中国同英美并列于《联合国家宣言》之首，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坚持把中国作为《普遍安全宣言》（即“四强宣言”）的签字国等等，都是美国亚洲战略把中国作为中心地位来考虑的结果。在缅甸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注：谭圣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②》第11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而中国抗战就难以维持，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美国积极赞助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但英国却认为美国这样做是“牺牲英国而增进美国利益的努力＇注：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纽约1948年版。＇。”从而反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强调只能在中缅边境上布防。英美两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它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矛盾由此而产生，为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投下了阴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日态度一直是积极的。
国民党方面。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蒋介石十分兴奋，上午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并决定向美国提出建议，以美国为领导，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政府希望中、美、英、苏、荷、加、新、澳等国成立联合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国大使。9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战五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和与世界和平，……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册，第227页，商务印五馆1957年版。＇。”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宣战，废止中德、中意之间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及有涉及之关系＇注：纳塔拉詹：《美国阴影笼罩印度》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美国基于它的全球战略，决不会抛弃中国，只会不断地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和联系。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采取“借棍打狗”的策略，把美国推到前台，而他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积极参战为名，向美国索取丰厚的援助，壮大国民党的军队，以待抗战结束后，去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美国总统罗斯福尽管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败、积极反共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但他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对蒋介石政权的种种丑行仍采取宽恕的态度。他认为，战时中国战略地位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百万的日军，战后美国有一个五亿中国人的盟国，还可以抵制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也将成为美国今后几代人开辟一个庞大友好的贸易市场＇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62～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因此，当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把蒋介石的建议带回国后，罗斯福总统很快给蒋介石回电，同意其建议，美、中、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由蒋介石负责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苏联、荷兰因欧战事紧，无暇东顾，拒绝参加会议和加入这个同盟。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历来对抗日的态度是坚决而彻底的。当日寇迈开“南进”步伐，骄横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时刻，中共中央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鲜明地指出：“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因此，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注：同上。＇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和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本在亚洲连遭挫折，欲进无力，欲退不能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与敌人作战24800余次，毙伤敌伪军13万6千余人，新四军与敌作战5300余次，毙伤敌伪军6600余人＇注：宋平：《蒋介石评传》第424页。＇。日军惊呼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叫嚣“剿灭中共势力是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一环的华北的当务之急＇注：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65页，商务印五馆1951年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天就发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如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八路军及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175页。＇。
中国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注：《华北治安战（2）》第405页，东京1971年版。＇。”两个战场的出现，及其相互配合，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日军的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集中侵华兵力的70％左右，伪军的100％，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总力战”，结果仍然以失败而告终，日军深深地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的反抗迫使日本只能以10个师团的陆军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战场上仍保留着40个师团，这在客观上，不仅减轻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使美、英等国对日作战赢得了准备反攻的时间。
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是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印度全军总司令兼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韦维尔爵士；中国代表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宋美龄（主要是担任现场翻译）。整个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1）、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2）、同盟国之对华供应问题（即援华物质）；（3）、保卫缅甸及滇缅路问题＇注：《中共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延安《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