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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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嗯”了一声，便小跑起来。
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我妈叹了一口气：“你大婶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现在还好，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以后上高中、大学可怎么办？现在的学费，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婶才做一年半，现在总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来气呢。”
我随口问：“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那她怎么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
我妈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么好改的？农村人，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有儿有女的，谁去改嫁？再说了，就是她想改嫁，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
正说着，大婶带着“收死鸡的”一前一后过来了。一看到那个“收死鸡”的，我不禁笑起来：“张大维，怎么是你？”
张大维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兴地说：“杨海燕，原来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鸡鸭养得少，后来我来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过，我随便来转一圈，没想到就遇见你。”
说话间，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转眼间就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张大维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出价是五毛钱一只，但大婶坚持要一块钱一只。张大维看了看我，大方地说：“一块就一块吧，六只你全卖吗？”
大婶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留一只吧，整天青菜萝卜的，嘴里连鸟都淡不出来，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
于是就留下来一只，五只鸡卖了五块钱。张大维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车后面有一个大筐，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
张大维看我打量他自行车，解嘲道：“我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其余什么地方都响。没办法，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
我妈听说张大维是我同学，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张大维真的渴了，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仰天“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光了。
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一脸欢喜。
喝完水，我妈关切地问：“你结没结婚？多大啦？”
张大维爽快地回答：“我还没结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个月。”
我妈满意地点点头，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从我这次回到家，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转头奇怪地问张大维：“你比我大三个月？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
他脸“腾”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李芹说的呗，你还不知道吧，顾斌就是和李芹结的婚。”
听了这话，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我清楚得记得，我们初中时的同学，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彼此之间都很熟悉。那时的学校周围，一到春暖花开之际，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黄灿灿的油菜花、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每到这个季节，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女孩子们，都正值豆蔻年华，课余时间，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然后谈论理想、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
这个世界对于那时的我们是那么新奇啊，我们经常谈论的，便是班里的男孩们。每每提到顾斌，李芹总是不屑一顾：“闷葫芦一个，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谁嫁给他谁倒霉！”
想到这里，我不由笑出声来：“顾斌和李芹，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
张大维哈哈一笑：“他们谁也没追谁，想起来真有意思。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就是个子很高，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
我点点头：“记得的，长得很漂亮，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有一次，老师让她到黑板上板书，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拿着粉笔，就是不写字，把老师气得半死。”
张大维连连点头，兴高采烈地说：“对对对，就是她，她和顾斌是一个村的。初中毕业后，她们都没有继续读书。你也知道，中考升学率那么低，当时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上高中、中师加起来才只有一、二十个，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就那几个人，还包括你这个没考上没去上的。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外出打工了。张云叶也是初中毕业就到广东打工的，张云叶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你一定记得的。有一年张云叶从广东打工回来，她想找几个同学聚一聚。她先去李芹家找李芹玩，然后两人又去汪秀丽家找汪秀丽玩，汪秀丽不在家，李芹和张云叶就坐在汪秀丽家的草垛边等，正好被顾斌看到了，就把她们两人领到家，管了一顿饭，后来几个人开始走动，李芹和顾斌就谈上了，现在他们儿子都快三岁了。”
乍一听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不过是短短的七年时间，真是物是人非。原来我的这些同学们，并没有几个象小英那样强烈地渴望出人投地，也没几个象曹菊那样大富大贵。他们平平淡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守望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同样都是农村出身的人，他们可以这样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第158章（）
那一刻，我的心，宁静而充实。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就到晚饭时间了。我妈己经准备张大维的晚饭了，还破例到村头的小店里拿了一瓶两块钱的白酒，一定要留张大维在我家吃晚饭。但张大维却为难地说：“对不起，大婶，我不能在这里吃饭了，下次我会再来的。今天我一定要把收的货送到烧鸡铺，要是明天再送过去，货变味了，他们要压价，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
我妈不免有些失望。但张大维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这让我妈又燃起了某种希望，她望着张大维消失的方向，下了个结论：“你这个同学，看上去对你有点意思。虽然收死鸡死鸭子的名声不好听，不过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不象刘军那个王八羔子！你这个同学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但高高大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他说他还没结婚，你看我这老糊涂，怎么刚才就忘了问他有没有对象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妈，人家不过是路过，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我妈十拿九稳道：“我是过来人，我的眼光，一定是不会错的。”
刚刚过来串门的大婶也接口道：“嫂子你是说刚才那个收‘死鸡的’吧，是个好孩子，很讲情面，看在海燕的面子上，连价钱都没和我讲呢。”
我脱口而出：“够了够了，当初你们还说我和刘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大婶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也直翻白眼，嘟囔道：“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们这还不都是为你好嘛。”
虽然我对我妈和我大婶的话不以为意，但张大维和我说话时眼光的专注，让我不能不浮想连翩。我们还是同学时，我就己感觉他对我那方面的意思，但我从没往那上面想过。一方面，张大维经常性嘻皮笑脸的，我不太喜欢外向的男孩子；另一方面，我从小就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我那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片贫脊而偏僻的土地上过一辈子，总想着考大学，进大城市生活，远远地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没去上大学，我不想出去打工，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但现在的我，早己不是初中时那个清涩单纯的少女了，我现在是个声名狼藉的失贞女人。张大维虽然不和我一个村，但相隔并不远，我的过去和现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不可能没听别人说过。
我越想越沮丧，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去上高中，更后悔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如果初中毕业，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就和李芹一样，安安稳稳找个男人嫁掉，该有多好。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虽然我对和张大维发展某种超出同学的关系并不乐观，但想到他临走前说的那句“下次再来”，我还是隐隐在心里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他真的再来。
我原以为，就算张大维真的再来找我，不知要过多少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和他同来的，还有顾斌。顾斌虽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结实。他们能来看我，我妈比我还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马是鞍。张大维和顾斌虽然算不上英气逼人，但他们五官端正，体格匀称，绝不比我在广州、深圳、东莞及电影电视中见过的那引起所谓城市男人、官员老板、白领精英等等长得差，但现在，他们穿着皱巴巴的旧衣服、布满灰尘的皮鞋，再配上风吹日晒变得红黑的脸庞和没有头型的头发，活脱脱一副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形象，和我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区别。
我真替他们、也替自己惋惜。论智商和勤奋，我们不比当今的所谓社会精英差，甚至于，倘若我们出生在升学率高、高考分数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因为是农村户口，因为贫穷，我们只能无可选择地做农民。即便我们进城打工，我们也只能统统被称作“农民工”这个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称谓！每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我总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因为无可选择的出身，在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注定跟别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不够优秀，实在是，社会给予我们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
我不知道，在现在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外出打工的农村，象张大维和顾斌这样坚守土地的年轻农民还有多少？但顾斌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出去打工有什么好？我们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时过年过节回来，每次都衣着光鲜，但看上去起码比我老五岁。前几年我一个堂哥在广东打工，得了职业病，在那边没钱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头，鼻子整天流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为他我爸妈才坚决不让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说：“真可怜，不过好象可以和厂里打官司。”
顾斌口不择言道：“打个屁官司，堂哥那个厂做了五年，进厂却连合同都没签，厂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签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证明他是是那个厂的员工！他这边躺在医院，那边厂里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医院了，最后还是几个老乡看不过去，凑钱把他送回家的。最惨的是，堂哥还没结婚，现在连走路都要扶着墙，一点活都不能干，简直是废人一个。再说了，就算打赢了官司，再多的钱也买不回他健康的身体，这一生算是毁。”
张大维也附合道：“就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村也有一个女孩，连加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迷糊了。刚走出厂门就一头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