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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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衣口袋，轻轻松松拿走了他的皮夹。我和其余几个没有睡着的乘客一样无动于衷。小偷得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睡着的这些人不喊不叫，小偷也视我们如无物，专找熟睡的人下手。
我困得不行，感觉时间好象静止了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熟悉睡了半夜的人们纷纷醒来。有好几个人一摸钱包不在了，也只是唉声叹气，自认倒霉。直到车厢前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呼天抢地地大哭大叫，车厢才骚动起来。
女人的大叫引来了乘务员，但乘务员只简单问了几句便走开了。
女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她周围的人，她不停地对他们哀求、哭诉，希望小偷能发发善心，把钱还给她。女人哭诉说，那六百块钱是给她丈夫的救命钱。她丈夫在城里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工头只扔下一千块钱就不见人影了。她得知后，好不容易才凑到的六百块钱，谁知还没见到丈夫，钱就没有了。
车厢里的人大多冷冷地围着看热闹，间或有人劝慰她两句，但对于被偷了钱的女人来说，这些劝慰是无济于事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无辜，小偷能早就走了，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女人毫无目标地哀求了好长时间，从希望变成绝望，从竭尽全力到彻底崩溃。
女人突然在不知所措的哀号声中，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的神经感到不寒而栗的惨笑。大笑渐渐又变成了大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时笑时哭，或哭或笑，最后成为那种不连贯的、有一声没一声的笑。女人开始对着人群不停讲着无关紧要的话，这些话和钱被偷没有任何关系。她好象是和别人聊天似的，和这个说几句，又和那个说几句。
有些胆小的人看到女人这个样子，害怕起来，下意识到往后挪了挪；有两个老者还在劝慰她，问她家庭情况，要送她回家。可那个女人对所有这一切充耻不闻，依然“嘿嘿”地笑着，并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一看就处于痴狂状态。
所有的人都摇头叹息：“这女人一定是疯了！”与此同时，更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钱包和物品。
大约是女人闹得太疯了，一直不见踪影的乘警终于出现了，强行将那女人带走了。女人的笑声渐渐远了，车厢内的人全都一脸的无可奈何的冷漠。
我沮丧地想，要是昨晚那个所谓的莲姐把我的钱全部偷走了，包括银行卡，我会不会象这个女人似的，崩溃到发疯？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敢再想下去。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好象处处都是陷阱，这次回家，我是坚决不会外出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槐树坪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漫山遍野的芦苇随风飘荡，雪白的芦花纷纷扬扬，这一切是如此地熟悉和陌生啊，我感觉无限的亲切与惆怅。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除了芦花，还有四处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款式，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第123章（）
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和你姐，你爸妈又那么能干，承包了十几亩地种大棚疏菜。”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不说，还倒欠一屁股债。我姐不想留在家里招女婿，你知道，一般象点人样的男人谁愿意去倒插门？所以她早几年就匆匆嫁了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只好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过飞过身旁的一只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到外面打工面去了，村里大多数是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每天冷冷清清的，真憋屈。要不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小英和曹菊，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曹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五福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五福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四个人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拢一堆树叶干草，四个人围成一团，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花。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小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村己经完全变了模样，老村和新村己连成一片，整个村庄虽然还是以老槐树为中心，但向周围扩大了一倍多。村内不再象以前那样阴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树。左边废弃的水井己经填平。右边的老槐树倒是还在，但根部己经被砖砌起了半米高的围墙，表面还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树下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放眼望去，原先那些泥坯房所剩无几，取而代这的是宽敝的平房，村中间似乎还有两幢小楼房。小村看上去比以前整齐许多，却很冷清，只有几条追逐嬉戏的狗，为整个村庄平添了一份生机。常言道，近乡情怯，不是没有道理。我赶紧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和衣衫，不经意间，前面墙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见上面涮着一行标语：“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这条标语是朱红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我想到肚子里刚刚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伤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个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上绿色的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