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法〕卢梭-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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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果你一下就使他从用感官感觉的事物转移到用脑筋思维的事物，你就要采用一种他根本无法懂得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你就要重新遇到你一直是十分小心地避免的麻烦，就要给他讲一些劝世文似的教条，就要在他的思想中用老师的经验和威信去代替他自己的经验和理智的发展。
为了同时拔掉这两个障碍，为了使他既能够了解别人的心而又不败坏自己的心，我打算就把离开我们很远的人指给他看，让他看其他时间或其他地点的人，以便使他虽能看到那种场合，但绝不能到那种场合中去进行活动。所以，现在是到了讲历史的时候了，通过历史，他用不着学什么哲学也能深入地了解人心；通过历史，他就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不带任何偏见和情绪，以裁判人而不以同谋或控诉人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判断。
为了认识人，就必须从他们的行为中去认识他们。在社会上，我们听见的是他们的话，他们口头上讲一套，然而却把他们的行为隐藏起来；而在历史上，他们的行为就要被揭露，我们就要按照他们所做的事情去评判他们。他们所说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们进行评价，因为把他们的言行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出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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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又装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愈是伪装，我们愈是能够了解他们。
可惜的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危险，有好几种缺点。要从一种观点去公正不偏地判断别人，那是很困难的。历史的最大弊病之一是，它从人类坏的方面描写人的时候多，从好的方面描写人的时候少；由于它感兴趣的只是革命和巨大的动乱，所以，只要人民在太平政治之下安定地过着昌盛繁荣的生活，它就毫无记载，只有在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自己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因而就插手邻国的人民的事情，或者让邻国的人民来插手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它才开始记述他们的活动，它在他们已经处在衰亡的时候才对他们进行描写。我们的一切历史都是从它们应该宣告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写的。我们对那些灭亡的民族的历史，已经是掌握得够多的了；我们所缺少的是人口兴旺的民族的历史，它们是那样的幸福和善良，以致使历史对它们无话可说。实际上，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发现把国家管理得很好的政府，反而不为人们所谈论。
我们所知道的尽是坏事，好事几乎是没有人提过。只有坏人才能出名，好人不是被大家遗忘就是被大家当作笑柄。由此可见，历史象哲学一样，在不断地诋毁人类C。
在其他版本作：“……被大家遗忘。培根说：‘时间就如同一条大江，它给C我们带来的，尽是最轻的和最不牢固的东西，凡是沉重的东西都沉落到水深的地方，永远埋没在浩大的江底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删去了他引用的培根的这一段话，而代之以“……就是被大家当作笑柄；”
实则这句话在手稿中是没有的。他觉得，把时间比作大江，其形象用在这里就很牵强，因此，他才用一种既简单又轻松的方法表达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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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历史中所记述的那些事情，并不是怎样经过就怎样准确地描写的，它们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变了样子，它们按照他们的兴趣塑成了一定的形式，它们染上了他们的偏见的色彩。哪一个历史学家能准确地使读者置身于事件经过的地方，让他看见那件事情的真实经过？无知和偏袒把整个事情化了一次装。即使不歪曲历史事实，但如果把跟那个事实有关的环境加以夸大或缩小，结果就会使它的面貌多么不同啊！把同一个东西放在不同的观点看，就不大象原来的样子，其实除了观看者的眼睛以外，什么都是没有改变的。你告诉我的即使是一件真实的事实，但你没有使我照它原来的样子去看它，这能说是尊重事实吗？有多少次是由于多了一株树或少了一株树，是由于左边有一块岩石或右边有一块岩石，是由于一阵大风刮起的一股尘沙，而决定了战役的胜负，但是还没有哪一个人看出过这种原因哩！是不是这样就使得历史学家不能象目睹者那样确切地向你讲述胜负的原因呢？
再说，当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的时候，那些事实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一件事情，我既然不知道它真正的原因，哪里能从其中得到什么教训？历史学家可以告诉我一个原因，但那是他杜撰出来的；至于说到评论，尽管是讲得天花乱坠，但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猜度的方法，只能够在几种谎言当中选一个同真实的事实最相象的谎言。
你看过描写克利奥帕特拉〔１〕或珈桑德拉〔２〕或任何一
〔１〕克利奥帕特拉（公元前６９—３０）
，古代埃及的一个绝色女王。
〔２〕珈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的美貌女儿、女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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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这类人物的书吗？
做书的人挑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加以改编，并虚构一些情节以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和臆想的形象加以渲染，讲了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使他的东西在读者看起来确实是津津有味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传奇故事同你所读的历史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只是小说家一味描写他自己的想象，而历史学家则是盲从别人的想象；此外，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小说家或好或歹总还抱有一个道德的目的，而历史学家才不管这一套咧。
人们也许会说，历史的忠实记载是不如真实的风俗和人物那样有趣的，只要把人的心描写得很好，则历史事件是不是叙述得忠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归根到底，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如果那些形象是照自然的样子描写的，则这些人的说法就是对的；但如果其中大多数都是按历史学家的想象的样子描写的，则你岂不又碰到了你想避免的麻烦，岂不把你从老师身上剥夺下来的威信又奉送给历史学家了吗？如果说可以让我的学生看一些虚构的图形，那么，我宁愿由我自己而不由别人来画这种图形，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他所了解。
对一个青年来说，那些一边叙事一边又加上自己的评语的历史学家，是最坏不过的了。事实！事实！让青年人自己去判断好了；要这样，他才可以学会了解人类。如果老是拿作者的判断去指导他，则他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问题，一旦没有这些眼睛，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不主张学现代史，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它没有什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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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且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不想出风头，都想描绘一些有浓厚色彩的形象，而结果，那些形象是描绘得什么也不象的①。一般来说，古代的历史学家刻画人物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在他们对历史事实所作的评断中也是灵感少而常识多的；但尽管这样，在他们当中还是要进行很大的选择，在开始的时候，不应该选最有才气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应该选最朴实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不喜欢拿波利毕或萨路斯特〔１〕的著作给一个青年人看，塔西佗〔２〕的书是适宜于老年人看的，青年人是看不懂的。在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去探查以前，要先从人的行为中去观察人心的最初的特色；在研究原理之前，必须先弄清事实。教条式的哲学只适合于有经验的人。青年人不要普遍地去研究一般的东西，他所研究的应该是个别的特殊事例。
在我看来，修昔底德〔３〕是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真正的模范。他叙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评语，然而他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们自己去评判历史的情景。他把他所讲的事实都展示在读者的眼前，他自己不仅不插身在事实和读者之间，而且还远远地躲开；这样一来，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是在读史
①请看达维拉、吉西阿丹、斯特腊达、索利斯和马基雅弗利诸人的著作，有时候再看德图本人的书。
韦尔托特差不多是唯一懂得描述史事而不塑造人物的历史学家。
〔１〕萨路斯特（公元前８６—３４）
，罗马历史学家。
〔２〕塔西佗（５—１２０）
，罗马历史学家。
〔３〕修昔底德（公元前４６０—３９５）
，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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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而好象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事情。可惜的是，他自始至终只讲战争，我们在他的书中所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世界上最没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打仗。
《万人撤退记》和《凯撒评传》这两部著作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差不多的。忠实的希罗多德不刻画人物，不讲教条，但其文笔很流畅和天真，书中充满了趣味盎然、使人喜欢阅读的情节，要不是那些情节往往变得象小孩子讲故事那样简单，因而是易于败坏而不是培养青年人的兴趣的话，他也许就要算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了。读他的书，必须要具有鉴赏的能力。我还没有谈到李维〔１〕，不过，以后就会轮到谈他的时候的；这个人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所以不适宜于向这样年龄的青年讲他的著作。
一般地说，历史是有它的缺点的，其原因是由于它只能记载可以确定其人物、地点和时间的著名的重大事件，然而造成那些事件的日积月累的原因，是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加以记述的，所以总付缺如。人们常常在一场胜仗或败仗中去寻找一次革命的原因，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那次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了。战争只不过使那些由精神的原因所造成的事情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而精神的原因，则是历史学家很少看得出来的。
哲学的精神已经把本世纪的几位史学家的思想向这方面扭过来了，但是我很怀疑，真理是不是能通过他们的著作而得到阐发。他们各持一说，不仅不努力按事情本来面貌去描述，反而要事情去符合他们各自的一套看法。
〔１〕李维（公元前５９年—公元１７年）
，罗马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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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几点外，我还要补充的是：历史所描述的是动作而不是人，因为它只能够在几个选定的时刻，在他们衣冠楚楚的时候，抓着他们的样子来描写；它所展示的，只是经过事先的安排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它不能跟着他到他的家中、到他的私室中、到他的亲友中去看一看，它只是在他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描绘他，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他的衣服而不是他那个人。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因为这样一来，那个人要逃也逃不掉了；历史学家到处都跟踪着他，不让他有一会儿喘息的机会，不让他躲在任何角落里逃避观众的锐利的眼睛；正是当他自以为躲得很好的时候，历史学家反而把他看得清清楚楚。
蒙台涅说：“传记家只要把他们的兴趣更多地放在思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