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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岭南震撼-第11章

小说: 岭南震撼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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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莱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唯,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迪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战争的酷烈程度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这场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14年结束,著名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曾作了明确的记载。但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何月,不只是成书较早的《淮南子·人间训》没有记载,即使以后成书的《史记》、《汉书》也未作补充说明。于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中外学者围绕秦平岭南到底始于何时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论争,并渐渐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场战争开始于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史学家仇池石,他在其编著的《羊城古钞》一书中认为:“始皇二十五年,遣王剪南征百粤,略定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由此仇池石认为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22年开始,于此年结束并设岭南三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持此种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人郭辈和法国人鄂卢梭,其中郭辈明确地把秦设南海等三郡的时间定于公元前221年。鄂卢梭则根据《淮南子4人间训》中有关秦派出5O万大军的说法,认为:“似乎《淮南子》所言之役,应在公元前221年。”    
    第三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广东学者余天炽即持此说。    
    第四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即持此说。他在其所著的名著《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明确表示“秦朝发兵应在公元前218年”。    
    以上四种说法,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2年到公元前2I8年,这些说法虽然各有各的论据和理由,但又有不尽完善和推理的成分。按照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的推断和论证,以上四种说法,前三种离历史史实较远,只有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第四种,也就是公元前218年一说比较符合史实,其主要理由是:    
    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说的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这段记载,联想到平定岭南为公元前214年这一明确记载,那么由公元前214年上推3年则为公元前217年。就在这一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为“无事”,故此,秦发动战争之年就只能是公元前218年了。    
    当然,这个推断和结论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相反的意见,有的学者仍固执地认为秦平岭南的战争最迟不超过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主要理由是,这一年秦始皇曾东巡并在琅邪台的刻石中列举其疆域有“南尽北户”,这个“北户”即“北向户”,秦时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如果此时秦军没有开赴岭南,秦始皇为何要把岭南当做秦朝的版图而论定?从《史记》记载看,这次秦始皇的东巡,足迹曾到达了衡山,这个衡山离五岭山脉不远,应与岭南战争有关。以上观点遭到了历史学家何清谷等人的反对。尽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公元前221年“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挑、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记载,于是便有人认为这是官方文告,并根据“南至北向户”这一提法断定此年秦军已到岭南。何先生认为以上记述不像政府文告,而是司马迁概括的秦王朝后期的疆域,如文中“北据河为塞”,显然是公元前214年蒙恬北逐匈奴后秦的北疆,因而不能据此确定秦进军岭南的时间。    
    不管以上的推断和论证谁是谁非,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不久,即派出大军攻伐岭南则是事实。在这场战争中,秦军的总指挥官屠维指挥五路大军,分别从五个方向扑向岭南。I1从文献记载看,五路大军中的一、二路是用来对付越族中的一支—西贩族的。第一路塞谭城之岭。据专家考证,这里说的谭城之岭就是如今的越城岭,蜿蜒于广西东北部和湖南边境,向南沿湘桂走廊可达西威族地区。第二路守九疑之塞。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向西南,越都庞岭进人广西,再沿贺江而南亦可与西哑人接触。从历史记载来看,“塞”和“守”并非进攻之意,可能由于西贩族人的强悍与分散,秦军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暂时采取防守战略,当众多的秦军在南越战场上大显身手时,这两路大军才以进攻的姿态沿上述两条路线向西贩人的聚集区推进。与第一、第二路军不同的是,第三、第四路秦军好像一开始就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南越战场上,尤其是“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在老将任嚣的指挥下,他月l'以赣江上游作为前进基地,越过梅岭后,便在横浦(今南雄县城附近)暂时驻扎下来,伐木造船,然后到今夭的曲江、英德、清远,逐站筑城以确保队伍能稳步前进,最后抵达海边的番禺。    
    任嚣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是几路大军中最为神速的一支,到达番禺后,任嚣便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小城,后来人们便称它为任嚣城,这座城是秦南海郡的郡城—番禺城,也就是最早的广州城。第四路军守南野,这里所说的南野是指今天江西境内的赣江上游,具体位置当在今南康县南大庚岭北部一带。这个地区在军事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闽越人与岭南越族相互联系的岭口要冲,而且还与闽越北部的会稽郡紧紧相连,一旦驻军把守,对进攻闽越族十分有利。驻守在此处的秦军,实际上是接济南下番禺的后续部队。第五路秦军“结余干之水”。余干,今江西北部的余干县,余干之水指自都阳湖流出的余干水系,而余干水系是闽越人到达江淮的通道,此地虽距岭南较远,但地理位置亦相当重要。史学家顾祖禹认为:“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盖其地当闽越襟领也。且北距大江,西隔重湘,兵争出人,常为孔道。”故此,只要秦军占领了此地,在军事战略上就完全打破了闽越人北人江淮的可能性。    
    但由于闽越之地“僻处海隅,偏浅迫隘”,既无城郭,也无村落,不仅没有什么险要之处可资凭依,甚至连人行的道路也没有,只有偶尔在河谷盆地里碰到越人聚居的山洞和稀疏的人烟,因而形成了“用以争雄天下,则申兵槟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的渗淡局面,这个局面在秦军先进的战术、精良的武器、密集的兵力的强大攻击下,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闽越王无诸所匆匆组织起来的越人反抗力量很快被击溃,秦军顺利地占领了闽越之地,同年,秦王朝在闽越之地设置了闽中郡。    
    秦军虽以凌厉之势攻占了南越大部分地区,但是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势复杂,地广人稀,有限的秦军在此难于立足,常常遭到越人的暗中攻击。恃别是第一和第二路军,在进攻西贩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以屠唯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在攻占西瓯族的过程中,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他们在‘片领地区,对被击溃的西瓯人不采取安抚政策,而是急于施行中原“暴秦”的那一套残酷无情的法令,对被征服的越人采取了重压和歧视的态度。尤其让西瓯人难以容忍的是,秦军主帅屠唯在进人象郡之后,特意派人将西匝族的首领译吁宋召到帐前,强行命他依照秦朝对蛮族的事例贡献当地土特产。面对屠唯的非礼,译吁宋拒不答应,狂傲的屠难一怒之下命刀斧手将译吁宋推出帐外砍下了头颅。这一事件使西瓯人举族震惊,他们宁愿“皆人丛薄中,与禽兽处”,也“莫肯为秦虏”,形成了一股誓与秦军拼死一搏的悲壮力量。西瓯人自觉面积极地组织起来,推举本族能攻善战的杰俊为将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发动对秦军的袭击,使秦军在占领区无法安宁,疲意不堪。在极度的屈辱与悲愤中组织起来的西瓯族人,还不断地袭击秦军的粮道,致使秦军粮食匾乏。与此同时,强悍的西欧族人还集中力量不断对秦军发起进攻,秦军出现了“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的悲惨局面。最后连不可一世的秦军主帅屠唯也在乱军中被杀死,其首级被西瓯族人取去祭神。    
    秦军主帅屠唯的被杀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日夜凭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时秦军的粮草和军事装备在接济上又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人了极为不妙的境地。在这种格局下,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贩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人了秦越对峙的阶段。    
    当然,这种秦越对峙的局面是暂时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实力,决不可能允许秦越长期对峙下去,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见血而还。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尽快完成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  
于是,一项因战争的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  
帷幕。    
史禄与灵渠的开凿    
    秦始皇命令下达后,由史禄组织指挥十万军工执行这一任务。史禄,名禄,官职为秦监御史,故此史料中称他为史禄或监禄,至于他姓什么、生卒年代和籍贯都无法确考,后世研究者只知道他大致是秦始皇同时代的人,他的名字之所以还能流传于后世,是与他主持宏伟的灵渠开凿工程紧密相关。灵渠的开凿应当是史禄一生中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大事。    
    历史上最早记载史禄名字和开凿灵渠之事的,要数司马迁和刘安等人,但是他们的记载都十分简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道:“又使尉(佗)屠唯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人越·一”刘安召集百家游士编撰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只是说:“秦王使监禄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而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严助传》中也仅仅提到:“监禄者,秦监御史也,秦始皇时,尝使尉难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没有补充什么新的内容。在上述史书中,史禄只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被附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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