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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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丨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