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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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