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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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写信后，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　　　
　　整理党务案（2）　　　
　　维经斯基和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是反对北伐的。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维经斯基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犹豫不决。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转守为攻。陈独秀签发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号，内容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6月21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统一了反对现在进行北伐的意见。陈独秀抱怨说，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蒋危险，不管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蒋介石让《民国日报》前主编叶楚怆领导农民工作，标志着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陈独秀）、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　
　　大家同意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表明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这天，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讲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北伐尚早。　
　　对于陈独秀的摇摆不定，维经斯基在次日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中提到。他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反对北伐风波　　　
　　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后来，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琛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张静江写道：“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8月9日和鲍罗廷谈话，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态度。　
　　鲍罗廷说：“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我认为北伐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维经斯基说：“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　
　　在广州，彭述之向鲍罗廷和国际代表转告了陈独秀希望匀出5000支枪支武装农民的意见。鲍罗廷说：“现在将枪支分散给农民，就会影响打陈炯明，影响北伐。　
　　”季诺维也夫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鲍罗廷等帮助资产阶级，不同意武装工农。　
　　一天，苏联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周恩来到上海见到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去陈宅。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冷清清的。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陈独秀反问道：“加仑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加仑将军拿不准，希望中央局做出一个决议。”陈独秀又问：“你们广东区委的意见呢？”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听取中央局意见。　
　　谭平山他们以前在处理孙先生与陈炯明事情上有过教训，所以延年特意请我来一趟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陈独秀“嗯”了一声，点点头，他朝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的意见，你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从陈独秀寓所出来，张国焘对周恩来说：“老头子一病，就消极了，他过去是很喜欢拿主张的。”　
　　张国焘主持会议说：“陈先生叫我们拿意见，我们怎么拿呢？”彭述之说：“我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他在3月20日的行为已是反叛性质了。他这个人不赶走共产党是不甘休的。”张国焘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反问张国焘：“你的意思是支持蒋介石了。我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我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张国焘说。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广州人的错误（1）　　　
　　1926年　8月12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开会，陈延年、张太雷、沃罗夫斯基等出席。区委书记陈延年说：“这里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那时国民党的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左派提不出任何建议，我们认为，他们会在中央全会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事实上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都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　
　　维经斯基说：“难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同中派作斗争，然后与国民党中央召开和平会议，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陈延年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维经斯基说：“我们不是责怪您没有立场，这里的处境是艰难的。”陈延年：“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我们都是东大生，但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在这里发号施令……彼得罗夫（彭述之）在中央说，这里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维经斯基说：“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一定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8月16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开会。鲍罗廷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陈独秀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跑来，真的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如果老头子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那么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冲突。”　
　　维经斯基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政治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形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的北伐的惟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　
　　鲍罗廷说：“关于党对北伐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拉菲斯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险。但文章中没有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石呢？”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8月19日举行联席会议，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张太雷等参加。瞿秋白说：“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彼得罗夫（彭述之）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认为，看来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