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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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５０年到７０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３５％左右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７％。其中大约２—３％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４—５％用于公用事业，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平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７％（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２％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的份额可能只有５％；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际资金的１０％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外，将２—７％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１０％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付息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率超过平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价格迅速上涨的一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的房子里，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此对利润征税妨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的公民私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如公民们使用的方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于宣布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是符合平均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主要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些部门还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国借款人、农业、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Ｃ．Ｔ．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工商业组织、农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１９５２年在英国只占个人收入的１．８％，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２％。即使这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的储蓄的增长抵销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资金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太大，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资本。实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的资金，农业一向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虽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于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最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