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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世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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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倡导者之间一个非常重大的争论问题,它为自杀这种死法打上了某种光辉的印记。这种死法其后似乎延续了好几个时代。西塞罗的雄辩胜过凯撒。赞美之声完全盖住了责备之声,其后好几个时代的自由爱好者把加图看成是最可尊敬的共和党殉难者。里茨红衣主教评论说:一个政党的领袖可以做他乐意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他保持自己朋友们的信任,就决不会做错事。加图的显赫地位使他在若干场合有机会体验这条格言的真实性。加图,除了具有其它一些美德之外,似乎是一个贪杯的人。他的敌人指责他是酒鬼。但是,塞内加说:无论谁反对加图的这个缺点,他将会发现:纵酒过度比起加图会沉缅于其中的任何其它邪恶来,更容易被证明是一种美德。

  在君主的属下,这种死法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非常流行。在普林尼的书信中,我们见到这样一段记载:一些人选择这种死法,是出于虚荣和虚饰,而不是出于即使在一个冷静和明智的斯多葛派学者看来也是合宜或必然能成立的某种动机。即使是很少步这种风气之后尘的女士们,似乎也经常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死法。例如,孟加拉的女士们在某些场合伴随她们的丈夫进入坟墓。这种风气的盛行必定造成许多在其它情况下不会发生的死亡。然而,人类最大的虚荣心和傲慢所能引起的一切毁坏,或许都没有这样大。

  自杀的原则,即在某些场合可能开导我们,把这种激烈行为看成是一种称许和赞同对象的原则,似乎完全是哲学上的某种巧妙发挥。处于健全和完好状态的天性似乎从来不驱使我们自杀。确实,有某种消沉(人类天性在其它各种灾难中不幸容易发生的一种病态)似乎会带来人们所说的那种对于自我毁灭的不可抗拒的爱好。在常常从外表看来是非常幸运的情况下,而且有时尽管当事人甚至还具有极为严肃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宗教感情,这种病态,众所熟知,仍把它那不幸的受害者赶到这种致命的绝境。用这种悲惨的方法结束生命的那个不幸的人不是责备的合宜对象,而是同情的合宜对象。试因在他们不应得到人间的一切惩罚时惩罚他们同不义一样荒谬。惩罚只能落在他们幸存在人间的朋友们和亲戚们身上,这些朋友和亲戚总是完全无罪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亲友这样不光彩地死去必然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灾难。处在健全和完好状态中的天性,促使我们在一切场合回避这种不幸,在许多场合保护自己对抗这种不幸,虽然自己在这种保护中会遭到危险,甚或一定会丧生。但是,当我们既无能力保护自己免遭不幸,也没有在这种保护中丧生时,没有哪种天性中的原则,没有哪种对想象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赞同的关注、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审判员的判断的关注,似乎会号召我们用毁灭自己的方法去逃避这种不幸。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脆弱的意识,我们无法以适当的勇气和坚定去忍受这种灾难的意识,促使我们去下这种自杀的决心。我不记得读到过或听说过,一个美洲野蛮人,在被某个敌对部落抓住并准备关押起来时就自杀身死,以免其后在折磨中,在敌人的侮辱和嘲笑中死去。他勇敢地忍受折磨,并且以十倍的轻视和嘲笑来回击敌人给予他的那些侮辱。他把这些引以为荣。

  然而,对于生和死的轻视,同时,对于天命的极端顺从;对于眼前的人类生活中所能出现的每一件事表示十分满足,可以看成是斯多葛学派的整个道德学说体系赖以建立的两个基本学说。那个放荡不羁和精神饱满,但常常是待人苛刻的爱比克泰德,可以看成是上述前一个学说的真正创导者;而那个温和的、富有人性的、仁慈的安东尼努斯,是后一个学说的真正倡导者。

  厄帕法雷狄托斯的这个解放了的奴隶,在年轻时曾遭受某个残暴的主人的侮辱,在年老时,因为图密善的猜疑和反复无常而被逐出罗马和雅典,被迫住在尼科波利斯,并且无论何时都可以被同一暴君送去杰尔岛,或者处死,只是靠他抱有对人生的最大的轻视心情,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他从来不过于兴奋,相应地,他的言辞也不过于激昂。他声称人生的一切快乐和痛苦都无关紧要和无所谓。

  性情善良的皇帝,世界上全部开化地区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抱怨自己所得到的统治地位,他喜欢对事物的正常进程表示满意,甚至喜欢指出一般观察者通常看不出的一些优美之处。他说:在老年和青年这两种处境中,存在某种合宜的甚至是迷人的美妙之处;前者的虚弱和衰老同后者的风华正茂和精神饱满一样,都是适合于自然本性的。像青年是儿童的结局,成年是青年的结局一样,死亡对老年人来说也正是一种恰当的结局。他在另一场合说:像我们平常说医生吩咐这样一个人去骑马,或去洗冷水浴,或去赤脚走路那样,我们应当说,神这个宇宙伟大的主宰和医生,吩咐这样一个人生病,截去一部分肢体、或者失去一个孩子。根据日常生活中医生的处方,病人吞咽了一服又一服苦涩的药剂,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手术。然而,正是由于抱着可以康复这个很渺茫的希望,病人乐意地忍受着一切。同样,病人希望神这个伟大的医生的最苛刻的处方有助于自己的健康和自己最终的幸运和幸福。他可能充分相信:对全人类的健康、繁荣和幸福来说,对推行和完成邱必特伟大的计划来说,这些处方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这样,宇宙之主就不会开出这些处方。这个无所不知的造物主和指导者就不会容忍这些事情发生。像宇宙中所有的甚至是最小的相辅相成的事物彼此非常相称一样,像它们都有助于组成一个巨大的、互相联系的体系一样,一切事件,甚至表面看来毫无意义的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组成了各种因果关系的大锁链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必要的一部分。这些因果关系无始无终,并且由于它们都必然地来自整个宇宙原来的安排和设计,因此,它们不仅对宇宙的繁荣昌盛来说,而且对它的延续和保存来说,都是必需的。无论谁不真诚地接受落到他身上的任何事情,无论谁对落到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感到遗憾,无论谁希望这种事情不要落到自己身上来,谁就希望在延续和保存整个宇宙有机体的情况下,去阻止宇宙这架机器的运转,去粉碎这条连续的大锁链;谁就希望为了自己的一些微小的便利,去扰乱和破坏整个世界这部机器的运转。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啊!世界!对你来说是相宜的一切事情对我来说也是相宜的。没有什么对你来说是及时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太早了或太迟了。四季更迭带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自然的果实。听凭你的摆布就是一切,投身于你那整体之中就是一切,为了你的正常运转就是一切。有个人说,啊!可爱的塞克罗普斯城。为什么你不说,啊!可爱的天堂?”

  根据这些非常卓越的学说,斯多葛学派的学者,或者起码是斯多葛学派的某些学者,企图演绎出他们的全部怪论。

  斯多葛学派的智者尽力去理解宇宙这个伟大主宰的观点,并且尽力用这位神所用的那种眼光来看待各种事情。但是,按照宇宙这个伟大主宰的安排顺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在我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事关重大的事情,对这个伟大的主宰本人来说,则如同蒲柏先生所说的那样,像肥皂泡破灭一样寻常;并且,打个比方说,一个世界的毁灭也是这样,它们同样是他从开天辟地起就已安排好的大锁链中的一些组成部分,都是同一种准确的智慧、同一种普施天下的和无边无际的仁慈的结果。同样,对斯多葛学派的智者来说,所有这些不同的事件都是完全一样的。确实,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有一小部分是指定由他自己略加控制和支配的。在这一部分事件中,他尽其所能地做出合宜的行动,并且按照他所了解的向他发出的那些指令行事。但是,他对自己极其真诚的努力是得到成功还是失败,并不挂虑或深切关注。那一小部分事件,他承担一定责任的那一小部分体系,是进展得非常顺利还是完全遭到失败,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事件完全听凭他来安排,那么,他就会从中选择一些并抛弃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事件并不是由他来安排的,所以,他信任一个卓越的智者,并且对下述情况感到十分满意,即,所发生的事件(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正是那种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联系和因果关系后,就会极其真挚和热诚地希望它发生的事件。在这些原则的影响和指导下,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完美的。当他伸出自己的手指来表示这些手指通常用来做的什么事情时,他所完成的一个行动,在各方面都同他为报效自己的祖国而献出生命这个行动一样具有价值,一样值得称赞和夸奖。像对于宇宙的这个伟大主宰来说,最大限度地行使他的权力和些微行使他的权力,一个世界的缔造和毁灭以及一个肥皂泡的形成或破灭,都同样轻而易举、同样值得称赞、同样是同一种非凡的智慧和仁慈的结果那样,对斯多葛学派的智者来说,我们所说的高尚行为,同微不足道的举动相比,并不需要作更大的努力,前者和后者同样轻而易举,完全是从同一些原则出发,并没有什么地方具有较大的价值,也不该受到较多的称赞和夸奖。

  由于所有那些达到了这种尽善尽美的境界的人都是同样幸福的,所以,所有那些稍有不足的人,不管他们如何接近这种完美的境界,都是同样不幸的。斯多葛学派的学者说,因为那个仅仅在水下一英寸的人同那个在水下一百码的人一样不能进行呼吸,所以,那个并没有完全克制自己个人的、局部的和自私的激情的人,那个除了追求一般的幸福之外还有别的急切的欲望的人,那个由于切望满足个人的、局部的和自私的激情而陷入不幸和混乱之中,而未能完全跨出这种深渊的人,同那个远离这种深渊的人一样不能呼吸那种自由自在的空气,不能享受智者的那种安全和幸福。由于这个智者的所有行动都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是同样完美,所以,所有那些并没有达到这种大智大慧境界的人都是有缺陷的,并且像斯多葛学派的学者们所自称的那样,有着同样的缺陷。他们说,因为某一真理不会比别的什么真理具有更大的正确性,某种谬误不会比别的什么谬误具有更大的错误,所以,一种光荣的行为不会比别的光荣行为具有更大的荣誉,一种可耻的行为也不会比别的可耻行为具有更大的耻辱。因为打靶时打歪一英寸的人同打歪一百码的人一样都没有打中靶子,所以,在我们面前不合宜地并没有充分理由地做出了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行为的人,和在我们面前不合宜地并没有充分理由地做出了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行为的人,具有同样的错误。例如,不合宜地并没有充分理由地杀死了一只公鸡的人,和不合宜地并没有充分理由地杀害了自己父亲的人,具有同样的过错。

  如果这两个怪论中的前一个似乎全然是一种曲解,那么,第二个怪论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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