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梦与中国模式-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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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　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　多万吨。去年，全国44　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畅通重庆”使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过去两年，重庆新建塑胶运动场359　片，120　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　
　　“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这正印证了薄熙来所说的，“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　件民生大事，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二、“重庆实践”深化、丰富了“中国模式”　
　　1。　多元的现代性　
　　2004　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　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华志健的《21　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华志健的观点是，　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15。53　5。50％＇》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　
　　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　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　
　　从重庆实践，到中国未来的创新与变革，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　
　　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重庆实践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2。　民生幸福指数再造制度优越性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态度，不应成为西方流行标签和流行意识形态的囚徒。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奥淤吴刚：　《扶持微企藏富于民》，　《重庆日报》2010　年7　月8　日。　在2010　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　年，或再次遇到1989　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　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控制来获得社会支持，如铁饭碗制度、户籍制、住房分配制、国有企业制。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人们自由流动加速，不再靠政府去找工作。今天，约4/5　的中国人住自己的房子，约3/4　的中国人在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业，而党在这些领域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潜在和半公开地出现了高举西方普世价值旗帜的反对派。党和政府需要经常面对间接或半公开的失业工人、受压的农民和学生运动引发的社会抗议和群体事件。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简单地划分这个世界。在其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而并不考虑民生的幸福感。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不是选票民主，西方有学者认为，以德治国的政府靠的是德，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的形象、声誉和口碑。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　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必然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2009　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薄熙来在2010　年6　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给中低收入的群众盖房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井冈山、长征、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不仅是中华。　
　　重庆不仅要建内陆开放高地，也要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在群众心中点亮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唱红”继承延安、红岩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唱红打黑”强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重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通过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恶不仅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诠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