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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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那五六年反冒进算不算主席对这个集团的攻击呢?
Y:不错,主席是用这个集团的,他离不了这个集团。其实不管谁做皇上都离不了这个集团,所以不存在他攻击这个集团。只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不喜欢时他要敲打敲打。所以五六年反冒进不算数。第二次攻击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发动的。他对周说,你们这些人老奸巨滑啊。彭是在道德层面上质疑这个文官集团,他不仅是对毛不满,他是指责这个文官集团怎么没有道德力量,怎么对群众的困难看不到呢?怎么不说话呢?彭是个武将,并无地方职位,他出来讲,本身就是挑战这个文官集团,你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嘛。你是干这个的,你为什么不讲话?要我彭、朱这些无关的人来讲?挨整时,你们居然一面倒。其实文官集团是可以反一反的嘛。这是彭的想法吧,但他不了解,文官集团一成立就变成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物了。他有自己的利益原则。所以这次冲击没有结果,但意义深远。党史中关于这一段是最不堪回首的。因为,彭实际上提出了执政的基础问题,道德基础或者合法性问题。这是这个文官集团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C:嗯,是这样吗?下次找个机会再谈谈这个话题。
Y:真正的攻击,在组织上体系上的攻击,是文革期间新生力量发动的,特别是张春桥发动的对文官集团操纵国家机器提出挑战,虽然文革期间这个文官集团好像是解体了,其实并没有。刘倒台了,周在,邓、陈云、彭真、薄一波并没有在肉体上受太大苦,李富春没有倒,所以整个体系还在。因为主席不会让他们全完蛋的,如果那样,还吃不吃饭了。所以中坚力量还在,张春桥失败了。他们在思想状况上都是一个对既有的权力结构一定要打破,他们只是从不同的方向发生冲突。其实,你不能讲张春桥同志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左派,我指是公认。第二个,你也不能讲张春桥执政以后就会这样,你要知道这个层次上的人思想上还是有很多变化的。就象康生最后死的时候,骂他们是叛徒,我认为这几次冲击是很有意思的事,最终失败了,他们几乎都要得逞了,尽管这个文官集团的首领人物—刘很悲惨,可是他的中间力量毫发未损,最后又主导了这个林彪事件以后的政府运转。实际上那时候你看,江青同志只是在旁边瞎吵吵,她影响不了一次国务院文件,是不是?她只好自己瞎写信,她没别的办法。这个文官集团和主席的关系以及反对这个文官集团的力量,这三者之间角力很有意思。主席不愧是写出《矛盾论》的人,他制造矛盾的能力绝对无人可敌。没办法,他认为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嘛。
C:陈云算这个文官集团吗?
Y:绝对是这个文官集团的。他们的基本的方式方法都是相近的,他们只是人 之间有些关系复杂,你不能因为两个人不和就不是一个集团的。主席当时要找替罪羊,要找斗争对象,就拿那个文官集团开刀。邓那时候也狂热啊,所以说他才和法拉奇有那一说:我们都有责任啊,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
C:我觉得邓这个人很诚实。
Y:归纳起来,党内的这三个法统,是研究党史的三个脉络。以前的党史没有这个东西,都是断代,然后用毛及其思想的形成来串起来,这是不行的,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C:那么从党内的历史看,主席是如何确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的?他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Y:主席是一步步地做到这一点的。遵义会议只是他走向中共领袖的起点。包括他的思想也是从37年左右开始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进行的。在这之前,毛的比较出名的文章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个东西,理论上的价值和素质都一般化。但毛显示出他的策略能力是超强的,他是从策略的思考中开始他的理论之旅的。
C:可是他的东西十分土气,好像当时国际上的人和中共中央的那班秀才没有看得上吧。
Y:是啊,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主席并没有什么让党内的同志彻底服气的东西。他只是临危不惧,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更加沉着镇定。另外他在具体办法上也比党内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更有效。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刚结束几天,就有林彪鼓动彭德怀替换毛的指挥岗位,就是这个道理。
C:但随后,毛的军事才干让党内的人闭了嘴吧。他在军事上的大局观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看出两个人在大局观上的区别。
Y:这当然是有高下之分的。但也不可以夸大这个事。35年至37年,中共在困境中确实开始走运了,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碰巧的事。这恐怕同毛的个人运气也有关吧。而张国焘则是倒霉事都摊上了。大体上可以讲,主席在35年至37年期间,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处理具体问题的才能都有机会显示出来。但这些还不足以保证毛的主流地位,只是为这个地位的到来提供了条件。其实毛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才全面的建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
毛到延安后,搞了三次有意思的大行动,一个是党内整风就是延安整风,这是从党内的权力体系上、组织体系上,搞了个一统化。这个中共才真正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列宁的党了。党的领袖一致化的意识形态,严明的纪律,清廉的生活方式等等,开始形成。主席确定了他的地位,他不是像以前党内斗争那样搞肉体消灭,而是让人检讨,一个劲的检讨。后来好像是田家英讲,主公喜欢让人检讨。其实这是主席在党内斗争的一大发明。写检讨,让所有人都听到,然后让他继续工作,感激得很呢。因为照以前就砍头了,所以感激。关于这个整风,现在论者负面评价多。我看至少是毛达到目的了,即让这个党变成列宁式的政党,讲纪律,讲统一,讲组织,甚至讲专制。胡绳讲共产主义在那时有一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作用。一点不假,这大概是国民党不如共产党的地方。所以,有时我想,不是共产党对民众的组织超过国民党,应当讲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超过国民党,才是中共取胜的原因之一吧。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东西也有意思。那是延安来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思想界是左倾的,中共思想并没有摄住这些人的思想。所以,当时延安是什么想法的人都有。你无法同他们进行详细的思想斗争,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人想给你们中共支些招呢。主席根本就没有同他们进行思想上进行斗争,而是很简单的在人格上把他们全放倒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农民脚上有屎,但比你们读书人高明。这个东西厉害呀,你没有办法。既然你那个脑袋不高明,那么脑袋里的那些货色就不必讲了吧。
C: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很成功,让毛印象深刻。解放后,他热衷于文艺界的斗争同这个有关吧?
Y:很有关系。这个以后在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毛在人格上把中国思想界的人给震住了。你可以从后来的郭沫若、茅盾等人对“兄妹开荒”、“白毛女”的推崇看到这个效果。毛在延安的第三个大事就是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把方法论、世界观问题好好的讲了一番。中共党内有个法统,那就是意识形态。你做领袖,必须在理论上证明你的来历。在党的早期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王明长期在党内有地位的原因。毛没有忽视这个法统,他迎难而上,他要给全党看,共产国际看。于是这个两论就出来了。毛很准确的挑选陈伯达帮他做这个工作,理论体系应当是陈的,但风格是毛的。毛再一次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弱点,那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毛不是建立理论体系,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他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用鲜活的语言来讲这个理论。陈也确实很有功底,他居然把理论与风格结合的天衣无缝。这个两论一出来,党内的理论法统就到了主席那儿,王明、康生就都不行了,张闻天也不行了。因为那个东西喜闻乐见,现在我们来看也依然觉得是一气呵成,没有书卷气、陈腐气。这样三次行动就由毛在党内一统天下。然后对党外思想界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这很明显的,当时重庆文化界搞的很着迷,到毛去重庆时,那首词,简直就把知识界放翻了。
C:毛在延安就做了这三件事?
Y:别,你不能这样攻击我。我是重现这三件事是党内其他人做不到也想不到做的。主席还做了很多事,比如军事、土改、基层政权建设、边区政府财政的等等,后面这几条,我还会谈到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政治观察——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四
C:人向前走着走着,没有路了,或是碰了壁,就免不了向后张望张望。到了1995年后,关心政局的学者们似乎就处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开始回望49年前国共那场争战。也许从中共当时大胜中可以探究今日执政的机巧吧。这其中有一位就是胡绳,他是党内史学权威,从社科院长位置退下来,去世前,有一次谈话,是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论题构想。其中,他谈到:解放前,抗日后,这期间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少数派,社会中间力量并没有明显的倾向。国共两党在争取这个中间力量的支持上,一较高低,中共胜了。结果中间力量逐渐倒向中共。中间力量之所以放弃国民党,原因是当时中间力量自发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执政的国民党没有做促进资本主义的事情。中间力量失望了,就转向中共,中共就此羸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于是就胜。从这个谈话的意思里,你可以看到胡绳打破了一些传统看法。特别是指出国共两党均为少数派,关键在于争取中间势力,这个突破是有意义的。
Y:我同意这是个突破。原来有很多教条的,中共一直就是主流力量等等。这些教条迄今仍然统治着学术界和思想界。胡绳本人对这些教条的形成传播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他一直就是那个官方史家嘛。但这个人是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所以最后退休后,就有了回归,回到那个历史真实中去了。
C:好像他给人讲过,前三十年是自己,中间三十年是别人的,最后几年是自己。是给吴江说的吧。这个中间的三十年就是官方史家的三十年。
Y:胡绳同许多学者还是有区别的。他可以有一些纯粹自己的东西,关于现代史上,他的国共两党胜负原因的分析,是有开创性的作用的。我虽然不同意他的分析。但绝对赞同这个论题。这是很有份量的题目,内容很广泛。这个问题也可以引伸到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个领域中。总之,胡绳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大家。
C:确实,我有个感觉,史学界或更广点,学术界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元问题的功夫似乎很差,这一点大幅度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很多争论完全无益,因为论题本身就是假的。我们在关于农业史的讨论中多次发现这一点,而且似乎那些学者们还不认帐。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