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内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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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董事会上,我说:“我干得没毛病,我什么理由也没有,惟一一点是我猜着了老总需要我这样做,‘君叫臣死,臣焉能不死’。”这时郑就站起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三次辞职报告都是你自己拿出来的。”这时我一旁的两个副董事长也捅我:“你看你误解了老总吧。”这时我想,不能再逼不出他的真话来,我就说:“既然老总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这意思,那是我年轻气盛,考虑问题欠佳,我就把辞职报告收回来吧。”
但当我起身要拿回辞职报告时,他就不给了,然后哭了,让我回避。后来别的与会者告诉我,他在董事会上诉说,他预感到他的位置如何受到我的威胁、如何影响工作,还说如果董事们愿意的话,“他干我就不干了”。他讲演了一个半小时,说到激动处又流了泪。因为我要收回辞职报告,所以最后董事会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表决结果免去我的副总裁职务,书面理由是“鉴于牛根生同志不再适合担任生产经营副总裁职务”。很有戏剧性和政治色彩。
被免职以后,伊利安排我到外地去学习,不得少于两年。我去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MBA。我去北大以后,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这些人到北大来找我,说:“你被免了以后能来北大学习,我们这些人,年龄也不小了,怎么办?”我说既然大家有自己干的意思,就去注册一家公司吧。我们再三商量,觉得还是做乳制品这个行业好,虽然我们领导从前告诫我,如果我离开伊利就不要做加工业了,但他如果不是免我的话好说,现在免了我就是另一回事了。
1999年元月,蒙牛注册成立,当时的法人代表并不是我,因为我当时还是伊利的员工、董事。3月29日,董事会同意我辞去伊利公职和董事职务后,我就正式出来,公开做事了。
其实我不愿回忆和伊利的这一段。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2)暗斗
……
而伊利,在各种场合,都很决然地和蒙牛划清界线。据说,伊利在全国经销商大会上公开表示:伊利经销商绝对不能同时经销蒙牛,否则伊利将取消其经销权。
同时,在蒙牛的大事记中,若干条都记着“同行企业”为蒙牛生产经营制造麻烦的事例。
“同行企业”向银行举报蒙牛“非法集资”、“同行企业”向消协举报蒙牛无菌生产厂址不明、“同行企业”向清真食品协会举报、“同行企业”向哈尔滨技监局举报……
尽管如此,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和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
但牛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
10。牛根生的“机制缺陷论”
牛根生对郑俊怀没有怨恨。他把郑俊怀对自己的驱逐归结为机制问题。他说:
“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体制的不同。对于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来说,当你在位的时候,所有资源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但只要有一天你从这个位子上退了下来,所有的资源就都与你说拜拜了,哪怕一根小小的螺丝钉,你也无权再动。而民营企业则不同,民营企业家即使停下来,这个企业仍然是你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多有恋槽情结,他要四面设卡,防止任何人前来篡权。我在伊利被免职,不是我的不是,甚至也不是郑大哥的不是,而是游戏规则有问题。国有企业的体制有这样的弊端,有这样的规律。”
【治国点评】
“郑牛分裂”,有“武大郎开店”论,有“曹操逼宫”论,还有“机制缺陷”论。每个论都有真理的成分,但每个论都无非是“局部真理”。所有“局部真理”之和构成“终极真理”。我们这里也有个“一家之言”——与其说牛根生与郑俊怀的分裂是一场“个人恩怨”,毋宁说这是一种“自然选择”。苗稠了要间,树多了要挪;鸟大了要移巢,猴多了要分群;胎大了要分娩,业大了要分家。分蘖是植物的硬道理,分离是动物的硬道理,分立是人类的硬道理。
四、弃“明”投“暗”
牛根生曾告诫他们:“你们不要弃明投暗。”但大家坚定地认为他不是“暗”而是“明”。这些忠诚的老部下演出了一幕“哀兵必胜”的悲壮剧……在1000多万元“同心钱”面前,牛根生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从正面看,蒙牛是牛根生的“直接作品”;从背面看,又岂不是郑俊怀的“间接作品”?反之,郑俊怀缔造的伊利又何尝不也是牛根生的“直接作品+间接作品”?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
郑俊怀在与牛根生的搏斗中,他赢了,但是也输了;他赢得了权力,却输掉了人心。
当牛根生还在北大的课堂里聆听厉以宁教授关于大锅饭企业的“五条不归路”的高论的时候,牛的昔日部下已经在呼和浩特翘首以盼: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
牛根生被免职之后,郑俊怀又毫不手软地处理了一批中高层干部,凡是有点“牛”味的,降的降,免的免,都在排斥之列。
1。浴火重生:牛根生的北大生活
人生一半靠行动,一半靠思考。每走一段路,都应该停下来审查一下、总结一下,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质的飞跃。但一个奇怪的现实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停下来的机会,所以,一辈子都生活在“刺激—反应”模式中;而另一些人,由于厄运把他们放逐到了“无人的荒野”,反而赢得脱胎换骨的新生。
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包括司马迁本人,如果没有受到腐刑之辱,能否写出《史记》那样的鸿篇巨著,大概也算一个历史悬疑。
牛根生被迫停止工作而到北大学习,这对忙碌了16年的他来说,未尝不是天赐良机。
不过,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当时为牛根生办的是“教师进修证”,真实身份不知缘何被悄悄隐去了。让我们来看《人力资本》杂志对他北大生活的一段记述:
与伊利风雨同舟了16载的牛根生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大学,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当老牛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都是18岁左右的学生,老牛当时已经40岁。“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光荣呢还是可耻?到了北大,人家问你是干啥的?整天跟一些小姑娘和小伙子坐在一起,看起来不和谐啊。好在我在社科院有一个文凭,当时办的是教师进修,我就自封了一个访问学者。”
“访问学者”并不好当,牛根生必须首先化解掉内心的委屈和痛楚,方才可能静下心来融入到陌生的校园环境当中去。
“好在我能想得开……正好,我没有上过名牌大学,所以我当时就好好地享受名牌大学的学习生活。利用这段时间,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课,寻找揣摩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只要自己不知道的我就去学……”
“你坐在北大的教室里听课的时候,脑子里真的能放下企业吗?”记者不相信老牛过得如此清闲。
“放不下啊!我当时听讲的时候都是带着问题去的。”牛根生说。
牛根生的一个部下告诉记者:“老牛从北大回来之后,无论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者做事情的方法又比过去成熟了许多。老牛利用这一段时间重新审视了自己在伊利16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让原本在企业中形成的应激反应模式转换成理性的思维模式。俗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想想,老牛潜心思考总结了半年,本来就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沉淀、升华,思想上得有多大的进步?”
牛根生在北大学习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对老牛来说,不仅仅是学习,更应该是他反思的过程。当他结束学习的时候,蒙牛的草稿或许已经在他的脑中形成了。
2。受株连:杨文俊的辛酸泪
杨文俊曾说:“我下台,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表面上是截留货款给员工发奖金,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像牛根生一样,杨文俊永远感激郑俊怀对他的知遇之恩。1996年10月,经老郑亲自选拔,有两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一个是杨文俊,一个是潘刚。其中,杨文俊执掌液体奶项目,潘刚执掌矿泉水项目。
这对杨文俊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实际上,伊利常温奶项目的兴起,正是始于杨文俊之手。
杨说:“我没有辜负公司领导的期望。”
从1996年底开始,他成了筹建液体奶项目的总负责人。这个项目到1997年7月份正式投产,在这七八个月中,所有人员都奋战在基建中,拿的是基本工资。
下半年投产后,当年没赢利——市场没打开,固定资产成本又太大。真正供不应求,是从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的。
但现在是1997年底。与液体奶项目的平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根生领导的冷冻食品公司红红火火,而且开始大张旗鼓发奖金。
杨文俊原本是牛根生的部下。从事液体奶项目的,有不少人也是从冷冻公司转来的。这时候,“老家”光彩,他们就开始情绪低落了——实际上,他们已经连续两年没拿到奖金:1996年半途过来,自然没奖金;1997年没赢利,也没奖金。
士气低落,人心浮动。怎么办?跟总部申请吧,明显违反公司规定——那时候,公司规定,亏损的和不赢利的公司一律只发基本工资。基本工资一月才150多元。
液体奶正处爬坡阶段,须臾不可松懈……可是,挣不上钱,哪还有军心!
杨文俊急了。人心一散,甭说未来,当下就要溜坡。“迫不得已”,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召集液体奶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截留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先把人心稳住再说。
每人分了2000~7000元不等,总共不到12万元。杨文俊本人分文未取。
1998年9月,大祸临头!
由于违反财务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杨文俊就此下台。
杨文俊说,挪用货款发奖金是不对的。但我一分未拿,是好心办了坏事。
但令液体奶成员不平的是,类似现象×××比他们严重,××也比他们严重,××也比他们严重……他们中没有哪个人比杨文俊轻,但公司都不管,单单处理了杨。
杨说:“因为这些人没有进入政治斗争的视野。我呢,从毕业时起就跟牛总,被认为是牛总的嫡系。杨桂琴与郑俊怀,双双斗牛,我是马前卒,就来了个杀鸡骇猴。结果,我也牺牲了,牛总也下台了。”
1998年,杨文俊名义上归牛根生领导,实际上郑总直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