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法宪回忆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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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啊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