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学点经济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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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属于经济学的博弈论范畴。博弈论是指个人或者组织面对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策略选择并加以实施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本文提出的这个“智猪博弈”早已作为一种博弈模型，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战争、政治、商业、体育比赛……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而在职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任务完成，论功行赏时，有一些员工不劳而获，就像故事中的小猪，而另一些人费力又难以讨好，就像故事中的大猪。能者加班，而大伙一起拿加班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公司需要加班时，常常出现“人多力量大”的状况，不论事有多大，加班员工越多越好。本来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完，总会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员工凑在一起。由此，“智猪博弈”就会出现。如果大家都耗在那里，不去工作，结果当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完不成任务。但是，当中能者碍于面子或者责任心，往往不便坐而待之，就去主动完成任务。由于大家对彼此的行事规则早已清楚，其余员工在加班中便多是出工不出力。工作一旦完成，大家便共拿奖金——由此，能者成了辛苦的“大猪”，而其他人则成了舒服的“小猪”。要解决此类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要充分了解员工，辨清能者与普通职员。如果工作有难度，则将其交给能者；如果工作人人都能胜任，则要让加班的人数和工作量相对应，不要造成人员浪费。一句话，“因事设岗，因事用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职工发挥自己的能力。
除去加班，在向老板争取增加薪水或者福利时，也会出现“智猪博弈”。当一名员工被推选为代言人与老板谈判时，他在为公司所有员工的利益而努力。然而，同为可能受益者的其他人却在此刻扮演了“小猪”角色，躲于幕后。如果谈判成功，他们可以轻松分一杯羹；如果失败，他们也可以全身而退，甚至发表一通与我无关的言论。而那名与老板谈判的员工，扮演了“大猪”，却有可能因此成为一名牺牲者——实际上，像这位勇于代言的职员，在公司里往往是那些胸无城府，而又总想树立积极形象的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公司要加强民主参与决策，让每一位员工都有合适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避免“智猪博弈”的出现。
不仅在日常工作中会出现“智猪博弈”，在应聘工作时，有时也会发生。
某名牌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名教授，分别负责经济学和会计学。招聘伊始，便应者甚众，竞争激烈。经过长时间的层层选拔后，有两个教授（称之为甲和乙）赢得了机会，开始最终定岗。大学规定，会计学教授月工资6000元，而经济学教授月工资4000元（这是缘于会计学为时下热门），而甲、乙两人都想去从事会计学，由此开始最后一次竞争。双方的大体情况如下：二人均有会计学硕士学位，同时又兼有会计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教学经验，而且，甲的会计学教学经验还优于乙。依正常逻辑推测，甲教授已经占得先机，获得会计学教授职位顺理成章。甲教授对此也颇有信心。在与学校谈判过程中，他除了详谈自己的会计学教学经验外，为了证明能力，还谈起自己的经济学教学经历。然而与之相比，乙教授采取的竞争策略令人匪夷所思：在与大学谈判中，他极力否认自己具有经济学教学经验，甚至还有意贬低自己，声称如果自己去讲授经济学，实属将误人子弟。从甲、乙两教授向大学一方传达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乙故意拉大了自己与甲的实力差距。然而，最终定岗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乙非常愉快地获得了会计学教授职位，而甲只能退而求其次，教授经济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更有能力和经验的甲教授为什么会在这场竞争中失利？这就需要应用“智猪蹲弈”来进行分析。该大学在整个招聘过程中，层层选拔，在最后选定两位佼佼者后，已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除非出现极其特殊的情况（如天灾人祸），基本不可能再重新招聘。而对于两位教授而言亦是如此，也都不太可能随便丢掉触手可及的美差。对此局面，实力稍逊的乙教授了然于胸，主动充当了“智猪博弈”中的“小猪”角色，释放出“宁可失去职位（实则当然未必如此），也不愿担当经济学教授”的烟幕弹。相比之下，甲教授的做法就逊色不少，在无意当中充当了知识渊博、能力全面的“大猪”角色。面对两位教授的策略，大学由于难以再开展新一轮的招聘，只能作出让甲去教授经济学的选择。
这一事例无意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指出，面对这一看似有悖事理、有违公平的“能者退其次”的结果，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博弈论在此起了关键作用。回头再看，设想如果甲教授了解“智猪博弈”，吃透竞争形势，只要采取和乙教授同样的策略——“一定要教授会计学”，就很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他确实比乙要强一些）。但是很遗憾，他在“智猪博弈”当中扮演了能力更强，却费力不讨好的“大猪”角色，输掉了竞争。
第六章 左手税收，右手福利——关注民生要懂的经济学
税赋到底由谁承担——税赋归宿
纽约的史密斯在沃尔玛超市购物，他挑了一件质地不错的夹克，标价100美元。在付账时，收银员向他要了108美元。在给他的小票上标明，这108美元中，包括8％的销售税。同样的情形史密斯在其他州也经历过，不过，当时征收的是6％的零售销售税。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顾客是要按“标价乘以税率”的模式支付相应的销售税的。史密斯可以依据小票，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在这次购物中缴纳了多少税款。后来，史密斯来到北京旅游，并在一家大型超市里采购。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小票时，却发现上面除了他所购买的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外，平日习惯看到的税率没有了，于是他产生了一个疑问：在中国购物，消费者不用支付销售税吗？
美国和中国的税制不同，在我国相应的税种是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不过，有一点史密斯看到了，在我国的销售中，商品的标价是多少，顾客就付多少钱，仅此而已。倘若不作经济学分析，我们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销售税征在谁的头上，谁就承担了这份税负。因此，许多人就此认为，在中国，对销售的征税是针对商家的，商家是这份税赋的负担者。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在经济学上，这里涉及“税赋归宿”的概念。它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它是相应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一致。
也许有些人对此还是有些迷惑。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工薪阶层对于它是非常熟悉的，其纳税人自然是有一定工薪收入的个人，而它的税收负担者不也正是这个人吗？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但是，以商场里的衣服为例。按照我国税法，商家是要缴纳增值税的，此时商家是法定的纳税人。然而，此刻的实际税收负担者却往往是消费者——他们所承担的数额就包括在衣服的价格里。只不过，在消费者的小票上没有标明而已。在经济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为“税负转嫁”。其实，我们打电话时交的话费，用电时交的电费等，里面都有税，只是在目前，我国给予消费者的收据上都未曾注明。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原则是，“只要消费，就会纳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22种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税当中，有些是由个人上缴的，有些是由企业上缴的。
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假如1袋1公斤的盐价格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大约0。03元的城建税。而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花l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如果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如果使用一次性木筷，还会包括些许消费税。你去理发店理发，同样，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总之，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因此，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纳税人。但是，正如刚才提到的，税收负担者和纳税人并不一致，为此，需要进一步了解“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有多种方式，包括前转、后转、混转、旁转、消转、税收资本化等多种方式。在此我们仅对其中几种举例加以简要说明。
1．前转
纳税人沿商品流转方向，以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称为前转。比如前面所举衣服的例子，商家将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
2．后转
与前转相反，纳税人逆着商品流转的方向，以压低购进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提供者。比如，在零售端对营养补品征税时，零售商便压低进货价格向厂家购买，从而将税负后转给厂家。
3．混转
又叫散转，纳税人将自己的税负分散转嫁给多方负担。严格说来，它是前转和后转等转嫁方式的结合。比如印染厂在面对税负时，将其中一部分用提高产品价格的办法转嫁给购货商，一部分用压低原料购进价格的办法转嫁给纺纱厂等。
在初步了解了税负转嫁方式后，再回到和消费者息息相关的“税负前转”上来。这里还涉及两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首先是作为实际的税收负担者，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纳了多少税。纳税人经常是通过消费活动来纳税的，但是由于缴纳的税金隐藏在商品之中，纳税人不但不知道早己在消费活动中到底纳了多少税，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纳税人都不知道。像在超市买衣服，就有不少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根本就不是纳税人。如果要真正改变在商品税中消费者纳税被模糊的情况，就需要改变税制结构，这并非一日之功。不过，如果在商品销售中给消费者的发票能够注明哪些是价格，哪些是税负，消费者就会清楚了解自己的消费中有多少支出是用于国家税收。这对于培养、普及整个社会的纳税意识是有好处的。
其次，面对自己是“税负前转”的最终承担者，可能许多人会为自己负担了商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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