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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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上旬，当人们还沉浸在“9·11”事件的震惊之中，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宣布：外资可以以控股方式收购各类（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股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股市全流通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被清扫，意味着中国股市已经走到一次激进变革的门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就要来了。有些人希望把中国股市做成一个大“局”，然后再让外资来接盘，这当然有点痴人说梦。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中国的股市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一旦技术性障碍被端掉，大量外资流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确是可以预期的。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可以搞激进改革但却能够免于死亡的最大理由！
　　　　当然，一次激进改革也不能使中国股市一了百了，但总算可以还它一个“应该”有的状态，总算可以还它一个正常的功能。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45节　我们得了什么病

　　　　这种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府“全能”的迷信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参与主体那里都表现得异常顽强。这种暧昧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投资文化发生了严重畸变。这种文化疾病，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种种弊端最深层的由来。
　　　　李老板的老鼠仓
　　　　李老板长得又高又胖，天生一付老板的身材。但他穿着随便，又慈眉善目，所以大家也就很少拿他跟大老板联系起来，一般都亲热地叫他“李哥”。李哥人缘极好，属于非常喜气的那种。最能显示李老板身份的，大概就是那台最老式的大得像砖头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了。就是大家在香港警匪片上看到黑社会老大经常拿的那种。那可不是一般的象征。在90年代中期，拿着这样一部手机，就意味着主人是最早发起来的那一批富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深圳，人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这种又笨又重的家什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不过，李老板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舍不得换。与李老板那辆破旧、打起方向来有点像干体力活的桑塔纳轿车配在一起，我一直觉得，李老板在骨子里是很有点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用我这个读书人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匮乏的一种气质。
　　　　李老板早年来深圳，担任内地一家小型官办公司驻深圳的代表，好像有一个什么办事处主任之类的头衔（这是当时官办企业很流行的一种称呼）。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实际上无非搞点走私贩私的名堂，李老板积累了一笔不小的个人财富。
　　　　腰杆渐渐粗了，摆脱“公有制”的想法也就慢慢强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撇清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家实在也没有什么油水了。加上李老板以前干的那一行越来越不景气，李老板终于来到了股市。这是1996年年中。
　　　　李老板文化水平不高，初入股市只有听我们传道授业的份。但李老板对读书人的话是很警惕的，对于那些玄而又玄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宁愿坚守自己的常识。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李老板买了“深发展”。这虽然与当时所谓“价值发现”的投资文化相一致，但还是遭到我们这些短线客的私下嘲笑。我们自认为在经验和智力上都高李老板一截。
　　　　如同李老板的面相一样，李老板的运气真是好极了。“深发展”帮他赚了大钱。看着深发展不断拉出的阳线，心中暗数着股票账户上的财富增加，李老板长线投资的理念更加坚定了。虽然大家经常提醒他应该获利了结了。但对李老板来说，“财富增加”的切身经验比什么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但李老板的运气没有持续太长。那一年的冬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李老板损失不少。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投机客的话慢慢对他发生作用了。不过让李老板改变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老板最终还是选择在“深发展”上做被动的长期投资。
　　　　到了1997年5月份，随着深发展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最高价格，李老板的股市人生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所谓长期投资也成为李老板在股市中的惟一信念。不过这个时候，李老板依然很谦虚，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成功动摇了大户室里不少人的信念。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深发展步入了漫漫熊途。深发展每跌一点，李老板的财富就少一点，心里虽然很疼，但李老板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坚守着他的投资理念，并主动收集有利于维护这种投资理念完整性的各种信息。但很显然，在那样的市道中，李老板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于是，在短线客忙完了之后，大户室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大家经常可以听到李老板沉重的鼾声。这个时候的李老板已经成为大家善意取笑的对象。而营业部的经理则更是在背后骂他交易量太少。
　　　　李老板还是天天来大户室睡觉。但渐渐地，李老板“福相”的脸上有了憔悴之色，开着车请我们出去到处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他好像开始在思考什么。
　　　　众人还是依旧取笑他，但随着李老板财富的递减，取笑的声音也逐渐微弱。
　　　　在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终于有一天，李老板大彻大悟了，他开始特别相信消息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李老板的醒悟的具体过程。但人们发现，李老板经常很神秘地跟据说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打电话，也经常打听来一些消息。李老板交游极广，上至证券公司的老总，下至江湖神汉。我就见过一位他称为师傅的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流派的佛教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真是高僧，但李老板似乎很崇拜他，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家伙比李老板长得还要像“佛”。有意思的是，这位师傅也经常给他弄点消息。不过对于这类消息，大多数人也就是一笑置之。
　　　　李老板的电话明显多起来了，他那大砖头手机刺耳的振铃声经常把我们从“盘”中惊醒。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笑着问：又有什么消息？
　　　　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李老板消息的“威力”终于把我惊呆了一次。
　　　　那是1998年四五月份，本人由于看好VCD的火爆而买进的厦新电子，在经过好几个月的套牢之后终于解套了，于是毫不犹豫的悉数平仓出局。但令我吃惊的是，李老板却在我卖出的同时以16元重仓买进，而且还在18元以上继续加码。凭我当时对这只股票以及对后市的判断，我觉得李老板肯定要吃一个大套。但奇迹发生了，厦新电子成了当年最牛的股票，李老板几乎也在接近40元的最高价格出货。
　　　　几个月之后回深圳，李老板向我道出了原委。
　　　　原来，操盘手的密友知道了厦新电子即将被暴炒的绝密消息。但这位密友没有本钱开老鼠仓，只好找到了李老板。他与李老板达成协议，让李老板出钱帮他买一些厦新电子股票，盈利全部归那位密友，出货后再将本钱还给李老板。作为回报，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李老板，并允诺在出货的时候告诉他。李老板自然是大买特买，快乐地开起了他的老鼠仓。经过厦新电子一仗，李老板的投资观念发生了剧变，从一个糊涂的长期投资信徒变成了一个只相信老鼠仓的精明人。看来，李老板在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上又上了一个层次。
　　　　在中国股市中，听消息、传消息的人很多，但能够开老鼠仓的人则是极少数幸运儿。因为这几乎是制胜的惟一法宝。开老鼠仓比打听消息可能只高出一个级别，但却是高出了最关键的一个级别。它甚至比做庄本身还要稳当得多。
　　　　离开李老板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听朋友说，在2001年秋天李老板又在“九江化纤”上开了一个不小的老鼠仓。我连忙打开图形看，想追踪一下老朋友的发财踪迹。不过这一次李老板好像没有那么幸运，九江化纤连续的跌停让李老板输得很惨。朋友末了开玩笑说，李老板最近直嚷嚷着要破产，深圳呆不下去了要回老家了云云。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对李老板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老鼠仓迷信”却肯定是一个打击。我真的不知道，李老板下一步该相信什么了。
　　　　股市里充满了快乐，但也充满了痛苦。但不知道哪一种感觉更真？股市似人生，人类智慧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股市里的前程是无法被计算的。
　　　　所以，人在股市，大家还是偷着乐吧。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46节　1500点祭

　　　　1500点政策底被破，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何故？“政府”之失败，市场之胜利也。撇开那些已经成为这场惨烈战役牺牲品的投资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场主义者都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史。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包装上市，还是摘牌退出；无论是利润操纵，还是虚假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诩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盘行情本身也无法逃脱这种操纵。不幸的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过往的记录中，这只手百战百胜，未有败绩。这不仅膨胀了操纵者的狂妄，也强化了被操纵者对操纵者的膜拜和依赖。而“5·19”行情正是在这两种畸形心态的共振之中所产生的一次“非理性狂热”。虽然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崩溃还未有结束的迹象；人们还很难完全清理这一次“非理性狂热”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操纵，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已经并将继续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种种被利益所遮蔽的舆论纷扰中，弄清这一次崩溃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这是一次清扫中国投资文化的难得契机。不如此，政府和投资大众两方面就很难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确立对市场的尊重和敬畏。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舆论那里，本次股市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所造成的。这种反向干预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监管，二是国有股减持。我们先来看监管。抛开监管在道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不论，单从逻辑上说，监管也不是本次暴跌的主因。从“5·19”行情到去年6月，大盘涨幅已接近翻番，许多个股更是上涨几倍有余。庄家兑现是迟早的事，即使是那些身陷泥潭、举着扛铃的庄家，其斩仓出局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在股价严重脱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下，庄家与跟风者的结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对跟风者的屠杀是庄家惟一的获利手段。没有监管，这种零博弈关系不仅不会消失，甚至会变得更加残酷。监管的到来不过是加速瓦解了这种本来就虚假的“亲密关系”。所以，监管顶多也只是提前了暴跌的时间，而决不是暴跌的理由。
　　　　管有多少人在心里将这次暴跌诿过于监管，但正如前述，监管毕竟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于是，“国有股减持”便成为人们泄愤的替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