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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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菔鞘裁矗膊还艿侣∫导ǖ恼媸敌源嬗卸嗌僬椋侣≡诙妒谐∩系牟僮萑词翘谎氖率怠Ｒ缘侣」善惫啥耸伲锫胨ǔ潭戎撸馍踔潦且患恍枰鞑榫湍芄蝗隙ǖ氖虑椤Ｈ魏胃阶旁诘侣∩砩系钠渌率刀疾荒苎诟钦庖皇率怠５裁丛�2001年以来相继查处了那么多股票操纵案之后，德隆仍然能够巍然屹立，究竟是什么在支持着德隆？中国证券管理层一向后知后觉，但他们在德隆身上的后知后觉确实达到了反常的地步。
这种反常引起了广泛的揣测。一种是德隆牵涉甚广，已经成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管理层投鼠忌器，只能采取分段化解风险的办法。但这种善意的揣测，在其他庄家纷纷成为刀下之鬼的时候，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于是，另外一种更加让人不安也更加耸人听闻的猜测油然而生：德隆有比人们想象的强大得多的背景。在一个权力就是一切的社会中，这种猜测是非常自然和合理的。有心人还找到了不少饶有兴味的“证据”。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同一篇文章称，从德隆控股三驾马车以来，德隆系股票进行了多次配股，并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关联交易，但却没有遇到证券监管部门的任何阻力。在有明显价格操纵嫌疑的情况下，德隆的这种“优厚”待遇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证券主管部门曾经以各种理由阻止过多个问题股的配股方案。更加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当有人向主管部门提出这些疑问时，“有关人士表示不便作出任何解释。他只是说，对德隆系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一位在新疆参观过德隆企业的评论人士在描述他对德隆的印象时说，在那里（新疆），德隆已经像当地政府的某个综合经济部门。新疆是德隆的老家，其扎根之深、影响之大，自然不在话下。以新疆产业基础之薄弱，德隆成为某种亦官亦商、政商合一的特殊企业种类，也有其独特的历史理由。但本应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圭臬的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在德隆问题上如此厚此薄彼，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了。德隆，早已不是乱世中突然杀出的一路草莽豪强。在2004年4月20日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的时候，唐万里开宗明义：“德隆是一家民营企业集团，没有特殊的背景。”“资金链断裂德隆何去何从？”china/chinese/FI…c/549404。htm
以人们所真实感受到的德隆而言，唐万里的话似乎并不可信。背景，是中国近20多年来做大生意的又一法门。以德隆之聪颖以及对现实的悟性，德隆当不会自外于这种致富捷径。退一步说，时世如此，德隆再倔强，也难逃这无所不在的裹挟。看来，德隆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它是一家懂政治并且讲政治的企业。由于某种机缘，在德隆马上就要峥嵘突现之前，本人曾接触过几位德隆的高层人物。而在此之前，因为朋友的关系，对德隆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家草根性十分强的家族民营企业。老板读书不多，但雄心勃勃。为人处世之间，更透露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天然直觉。据手下人称，他们的大老板是一位雷厉风行，坚韧不拔的人物。只要求结果，不讲究手段，霸气十足，纪律严格、赏罚分明。这种秉赋，暗合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枭雄之辈。枭雄者，乱世英雄也。虽与治世的社会规范多有不合，但却总能代表转型时期的某种社会潮流。政治更迭如此，经济转型亦复如此（这是中国专制文化的必然宿命）。德隆这些因领导人个人而生的特殊性格，在后期的德隆身上仍然依稀可辨。
平心而论，管理如此之大的资产，拥有如此众多的机构，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冒险生涯，德隆竟然没有像其他企业那样因为内部叛卖而出事，唐万新身上的人格魅力的确非同小可。然而，仅仅凭借这些，德隆是走不了这么远的。在经历了十年风云跌宕、险象环生的传奇经历之后，今日的德隆早已不复是从前的德隆，领导人个人的个性和良好直觉已经变成了德隆作为一个整体对时代的一种思想自觉。它终于在这个改革的时代与改革的文化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如果说德隆刚刚出道时，还带着原始但非常质朴的英雄主义的话，那么后期的德隆则在英雄主义之外，武装了更多的智慧，处处透着对时代潜规则的透彻理解，处处透着不易察觉的大聪明。据《财经》杂志报道，德隆曾经自得但明显暗含威慑意味地向《经济学家》杂志一名记者透露：德隆已经大到成为这个市场的一部分。大得不能倒，这句在西方金融市场上耳熟能详的格言，说白了就是将个别公司的非系统风险扩展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与一个人绑着炸药包闯进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要挟类似。对此，深谙国情的中国人有更加露骨的解释，他们说，做大，然后将所有人套进来。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这种理解，大概就是德隆不顾风险（绝大部分是别人的风险）拼命做大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德隆确实是优等生，但也仅仅是优等生。在德隆之前，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国有机构早就得风气之先。在那个时候，偏于新疆一隅的德隆恐怕还无缘知悉这种已经被众多先行者熟练运用的智慧。是市场本身教会了德隆。德隆的意义只是在于，它以中国西部人特有的剽悍对这种智慧做出了最勇敢、最形象的诠释。然而，这又何止是改革时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智慧？大，不仅意味着不能倒，不能说，也意味着看不清。这是我们在德隆案例中的一个新发现。德隆号称有170多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更是不计其数），总资产200多亿元。如此规模。德隆不可谓不大，但再大，德隆也应该是可以用逻辑来分析的。事实上，在许多人那里，德隆早就不是什么奇迹。但在有些中国经济学家那里，德隆不仅是奇迹，而且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奇迹。所以，他们急不可耐的要将这个奇迹告诉世人，并用自己经济学家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让人们相信这个奇迹。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在考察过德隆之后，以权威的口气教育不懂经济的投资者：“有些人指责它（指德隆）是‘黑庄’，大多也是由于不知。”另外一位专攻金融市场的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称：“……‘合金股份’等上市公司的股价上涨是由其经营业绩的成长支持的，并非简单股市炒作的结果。然而，一些研究者在讨论这些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任何研究中，均对这些事实避而不谈，的确令人遗憾。”一位更加年轻的经济学者参观过一次德隆就干脆激动地宣布，德隆不久就会成为中国大陆的李嘉诚云云。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当然也同样在其他公共领域），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道德和智力早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典型的负面形象。所以，他们在“德隆奇迹”中的表演并不令人惊讶。但问题是，在一个迷信经济学家的财富时代，经济学家的权威身份，的确可以蒙蔽许多人的心智。不用问，经济学家这么做，半是出于无知，半是因为别的。能够尽遣中国精锐的经济学家出面为自己捧场，德隆应该深刻理解了“拼命做大”的另外一层好处。德隆能够善用经济学家——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公共舆论力量的特殊符号，足见它对时代脉动的精准把握。到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作为一个庄家，德隆不再仅仅是一群违规的价格操纵者，而是一张网络——一个用制度和文化编织起来的坚强网络。它拥有的力量要比它显示出来的大得多。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张充满强制、讹诈和谎言的网络之中。在这样一个网络中，作为一种现象的“德隆”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它真的发生了。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
所以，跟德隆背后的东西相比，作为一个具体庄家的德隆，似乎一点都不重要。德隆出事之后，德隆的一位员工在德隆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德隆为异类，并为德隆打抱不平：异类有异类的代价，异类有异类的价值。德隆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德隆决不是异类。它太了解这个时代了，也太契合于这个时代了。因此，生在这个时代的德隆，就注定同时是政治的德隆、经济的德隆和文化的德隆。感谢德隆这一面镜子，让我们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十年看山》中，诗人余光中有言：……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它做江湖……今日德隆，回望中国金融市场，回望自己曾经热烈投身的这个改革时代，恐怕会顿生江湖之叹。然而，德隆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16节 在庄家背后
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牟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某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反复试图阐明，庄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恶”之渊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它背后，有我们看不见但非常强大的制度支持。这当然不仅仅是指证券市场制度本身，更是指作为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的更加基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坐庄，其实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没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和庇护，中国的庄家现象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和持久。在权力持续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国股市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与政府权力涉入所有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地方政府权力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渗透是广泛和深入的。从对上市指标的垄断，到对当地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从对本地证券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掌握到对本地其他中介机构的强大影响力，政府不仅是上市公司的主人，也是二级市场上的最有实力的“投资者”。在中国，只有政府才具备完成一次成功炒作所需要的完整而复杂的全部条件。如果我们仅仅将“坐庄”看成是资本家对地方权力的一种贿赂，那可能远远还没有逼近事物的本质。经常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庄家不过是权力的傀儡。没有权力的魔杖，庄家的炒作就可能变成钢丝绳上的舞蹈。而浮在水面并经常被我们所指控的那个“庄家”，不过是这个复杂权力链条中的一环。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17节 以地方利益的名义
目前，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