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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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
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
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
后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征、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
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后，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
几个月后，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以后，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后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江泽民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
「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熔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后的第四天，朱熔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根据什么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后，非常感动，给朱熔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后，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熔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于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分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于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后半部分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后，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熔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对朱熔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熔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分。例如两名自认对朱熔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熔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熔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熔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熔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着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熔基到上海去以后，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后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熔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熔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熔基在上海得罪了那么多奸、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于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
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熔基是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只得罪那些没有什么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熔基就从来不敢得罪，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熔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后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
因而朱熔基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熔基比江泽民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么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熔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于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
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熔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么热情的招待，那么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于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于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熔基要到了。同时，朱熔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熔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么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熔基在当上市长以后，提出今后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熔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熔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于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熔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
总的说来，朱熔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
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熔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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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后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