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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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角度来看，倒也是事实）。
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是不一样的问题。焦虑专家詹姆斯·波兰加说：“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而且更健康，活得更久。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发现更多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我的回答是：“不会。”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波斯特说：“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 詹姆斯·波兰加说：“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
“正常”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忧郁是正常的吗？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正常”与“不正常”的症候群：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恢复正常”；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我觉得我疯了。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身陷其中，你会错乱得像疯子，有些精神失常，迷迷糊糊、古里古怪。
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她说：“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她说：“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她扳着指头数着：“我辞去工作。和男友分手，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我脱离室友，现在一个人住。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听起来很糟糕，但是我快乐多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她看起来很自豪：“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
电气痉挛疗法（3）
我们这群人中，一位站在她旁边的朋友抓住她的手臂，说：“简直是疯了，我从没听过这么吓人的事。你这样过日子一定是疯了。” 让自己避免做任何疯狂的事算不算疯了？或是说，服药好让自己继续忍受使你疯狂的生活，算不算疯了？我可以降低生活品质，少做点事情，少出门旅行，少认识朋友，不再写关于忧郁的书——或许做了这一切的改变，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只活在自己可忍受的小圈子里。这不是我首要考虑的方法，但的确是合理的选择。活在忧郁中，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时保持平衡一样——挑一个平衡感较好的舞伴绝对是聪明的选择。但我过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复杂的事，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感，我不愿意放弃。我宁可服三倍的药也不愿少交一半朋友。“大学炸弹客”（指个性孤僻的美国教授Theodore Kaczvnski，曾在十八年内连续寄出炸弹邮包，炸死三人，伤及二十多人——译者注）用来传达反科技主义思想的手段是场灾难，但是他对科技危害的看法却很正确——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想象一个社会，把人逼到极度不适的状态，然后要他们吃药，消除他们的痛苦。这是科幻小说吗？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实上，抗郁剂是调整一个人内在状况的手段，他要如此才能忍受这个社会，否则他根本就受不了。”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1）
我第一次见到忧郁症患者梅姬·罗宾斯，根本看不出她患有忧郁症，事实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她。那是大学一年级的夏天，我和一群人住在家人夏天度假的房子里，我的好友梅姬·罗宾斯也在其中。梅姬有精神失常症，当年春天崩溃，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那时她似乎好了，不再讲些像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秘密、要偷偷坐火车逃到渥太华之类的疯言疯语，所以我们都认定她的精神已经正常。那年夏天的周末，她总是不说话，看来沉闷又神秘，好像信奉沉默是金的道理。奇怪的是，她没有带泳衣来——直到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若是不穿戴整齐，会觉得自己太过赤裸、脆弱、暴露。我们都快乐地玩水，轻佻又放肆。她身着长袖棉质洋装蜷缩着坐在跳水台上，下巴靠在膝盖上，看着我们嬉闹。我们共有七个人，当时阳光普照，只有我母亲悄悄地对我说，梅姬好像十分畏缩。我不知道梅姬心里有多挣扎，完全不明白她多努力地在控制自己。她脸上一定有我没发现的黑眼圈，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应该注意观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不停地嘲笑她不下水、虚度欢乐时光。最后，她站起身走到跳水台边，全身衣着整齐地一跃而下。我记得她在池里游泳时，灰色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然后湿淋淋地走回屋里换上干衣服，水滴在草坪上。几个小时后，我发现她又在屋里打盹。她晚餐没吃多少东西，我猜她不喜欢牛排，或是想保持身材。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快乐的假期，而梅姬却说那是她极其糟糕的经历，这令我十分震惊。
十五年后，梅姬罹患了我见过最严重的忧郁症。她的医生糟得令人惊讶，说她服了十五年的锂盐，状况很好，可以考虑停药。医生认为她的病已经好了，严重的躁郁症已经被彻底赶出她的身体。她慢慢地降低剂量，感觉很好，体重减轻，手也不再颤抖了，梅姬已经恢复了一些原来的活力，甚至还第一次告诉我，说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个最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她的心情开始每天都好到不像话，我们都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太疯狂了，但她向我们保证，说她这些年来从未如此好过。应该有人告诉她：感觉好，不见得是好事。她处于根本不健康的状态。不到三个月，她断定上帝给了她神谕，要她拯救世界。一位朋友出面帮忙，因为联络不到她的精神科医生，于是找另外一位，要她继续做药物治疗。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陷落在忧郁症里。隔年夏天，她进入研究所。她打趣说：“研究所带给我很多东西，譬如，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贷款来多发作两次。” 第二次发作时，她有轻微躁郁症，后来又有轻度忧郁症，到了第四次发作，她进入剧烈的全面癫狂，接着陷进无止境的忧郁。我记得有一次梅姬在朋友的阁楼里，紧紧蜷缩在沙发上，好像有人要用竹签戳进她的指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好像完全不会说话了。后来终于听到几个字从她嘴里钻出来，但完全听不见她说的内容。幸好她父母多年来早就把她的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摸得一清二楚，当晚我们把她送到她父母的公寓里。在那次事件之后的两个月里，在没有人管她时，她可以缩在角落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我那时已经走出忧郁了，想帮助她，但她没办法打电话，不想见客人，她父母也很清楚要留个空间让她静一静。我觉得好像是在联络一个已过世的人。“我绝不要再经历一次，“她曾说：“我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再度发生，我绝对要抗拒。”
梅姬现在好多了，正在服用帝拔癫、锂盐和威博隽，虽然手上一直有赞安诺，她已不需要长期服用。她停止很早就开始服用的konopin和克忧果。她一辈子都得服药。“我需要学习谦卑地说：哦，也许有些决定继续服药的人和我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吃一辈子的药。而他们还是吃了一辈子，药救了他们。”她现在从事写作和艺术创作，还有一个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她不想接需要花更多力气的工作。她希望有一些安全感和健康保险，以及一个不必引人注目的地方。当闷闷不乐时——或愤怒时——她会写些诗，内容是关于一个改变自我的人，主角是她的化身，梅姬把她叫做“苏西”。其中有些是描写癫狂，有些是描写忧郁：
有人站在浴室里，
盯着苏西的眼睛。
有人像是在说着
苏西不懂的话语。
某人活在镜子里
那臃肿的脸哭着，哭着。
苏西头昏脑胀。
苏西牙齿松动。
苏西手颤不稳
把玻璃涂满泡沫。
苏西在某年夏天练习打结。
苏西不知道怎么打绞绳结。
苏西觉得有片纱掀起来了。
苏西听到有片纱破了。
于是，真实撒了谎，在眼前逼她接受，
荒凉与挣扎，觉悟与疲惫。
饥饿之苦是这么地明显，
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下了决心，”她跟我说：“我要做梅姬。记得是在学校的走廊想到，我对自己说：‘你知道，我是梅姬。我一直都是我。这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做自己。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因为我甚至有点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自己。’我做到了。那就是我的认同感，现在我就是同一个人。回首过去，我心想：‘哦，天啊，真不敢相信，我十七岁时干了那么傻的事。’但那是我做的。我不能和自己分开。”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2）
要经过躁郁症的蹂躏才能重新获得完整的自我，可见其巨大的力量。梅姬已经到了想从这种完整的自我解放出来的地步。陷入这样恐怖的，几乎是精神分裂的忧郁症里，她说：“我会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花儿都到哪去了？’来分散注意力。我知道可以用些其他的药，或是找谁来陪我睡，但我的病重到没法思考这些。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这么害怕，但我觉得我会为了这种焦虑而爆炸。我的情绪变得愈来愈低落，愈来愈消沉。我不断变换服用的药，还是一直陷落。我相信医生，我一直相信自己最后会恢复正常。可是我没法等，一分钟也等不了。我要不停唱歌来压住心里的声音：‘你——你该死，你一文不值，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物。’那时我真的想过要自杀。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但现在是真的计划这么做。脑中时时涌现自己丧礼的画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闪出自己穿着睡袍爬到屋顶边缘的清楚画面。通往屋顶的门有一个警铃，我会取下警铃，不过那没什么关系，我可以在别人赶来之前爬到屋顶边，我不会冒失败的风险。我取出那件待会要穿的睡袍，突然心里残存的理智跑出来提醒我，若这么做，有多少人会伤心，我无法承担浪费大家的时间来为我伤心的责任。我必须承认，自杀会害了大家。”
“我大概积攒了太多这方面的记忆，因为太无聊了，所以记不住。但我记得在父母公寓的那段时间和那糟糕的感觉。我还记得后来，我总是担心钱的问题。我会睡着，然后又担忧得醒过来，那种愁绪怎么也赶不走。这种担心其实没什么道理——那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我想的是，要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年后，钱不够怎么办？我心里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