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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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种物品量 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九章 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
Ⅰ
我们已经较详细地研究了1871到1889年间同维也纳学派有关的经济学家的著述，以确定他们在边际效用问题上的观点的性质和范围。现在我们来考察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以确定该时期教授们讲授这种新理论的范围，并找出边际效用学派在这所大学兴起的各种因素。
奥地利的各所大学似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出现哪种学派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大学只在法学院和政治学院讲授经济学，这两个学院的学生通常是最多的。研习经济学的学生得的学位是法学博士，而不是在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哲学博士。学生不能像在一些德国大学那样在这个时期的奥地利大学专攻经济学。所有学生必须修完指定的课程，其中有分量极少的经济学。法学博士学位要读4年，每年两学期，4年中必须通过3次考试，但不写论文。第1次考试包括教会法、罗马法和德意志法。第2次是奥地利法，第3次有统计法、一般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下列课程是1876－1889年间讲授的经济学。
主要课程
一般经济学。这门经济学主课通常在冬季学期讲授，分为两部分，每周5次。从1876－1877年到1884－1885年间所有的冬季学期中，门格尔讲一部分，斯廷讲另一部分（也许还有1873－1876年）。斯廷于1885年退休，门格尔则继续在每一冬季学期讲原来的那一部分，直到1890年。冬季学期的另一部分的执教者是：1886…1887年克鲁斯；1888－1889年布伦坦诺和克鲁斯；1889－1890年米亚科斯基。在下列夏季学期中讲授的人有：1880年庞巴维克；1884年维塞尔和克鲁斯；1885年克鲁斯和费力波维奇；1886年玛塔佳；1887年克鲁斯。
公共财政。该课程仅次于一般经济学。他通常在夏季学期讲授，分为两部分，每周5次。1877－1884年间斯廷和门格尔各讲一部分（可能还有1873－1877年）。门格尔继续执教到1880年代末的每个夏季学期。迈伊尔执教的时间是1884－1885年冬季学期，1885年夏季学期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布伦坦诺教过1888年夏季学期。
门格尔的讲习班（国民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讲习班）。1877－1889年间夏季学期每周2次。它可能在1876－1877年和1877－1878年也举办过。
次要课程
经济思想史。每周2次，曾以不同名称和不同内容出现：国民经济学史（费力波维奇，1884…1885年冬季学期；祖克坎德，1887－1888年冬季学期和1888年夏季学期；祖克坎德和迈伊尔，1888－1889年冬季学期）；亚当·斯密以来的国民经济学史（玛塔佳，1884－1885年冬季学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维塞尔，1884－1885年冬季学期；玛塔佳，1885－1886年和1886－1887年冬季学期；克鲁斯，1888年夏季学期）。
信贷与银行。讲授者有：玛塔佳，1885年夏季学期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费力波维奇，1885－1886年冬季学期；克鲁斯。1886年和1889年的夏季学期；迈伊尔，1888年夏季学期。
其他不常开的课程有：赋税论（迈伊尔，1884年，1887年和1889年夏季学期）：政治学（迈伊尔，1886年和1887年夏季学期）；贸易与手工业政策（克鲁斯，1885－1886年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玛塔佳，1889年夏季学期）；劳动保护法（玛塔佳，1887年夏季学期；祖克坎德，1889年夏季学期，1889－1890年冬季学期）；交通业（克鲁斯，1884－1885年，1886－1887年，1889－1890年冬季学期）；税收制度（玛塔佳，1888年夏季学期，1888－1889年冬季学期）；工厂立法（玛塔佳，1885－1886年冬季学期）；国家财政和信贷制度（迈伊尔，1886－1887年冬季学期）；价值、价格及有关理论原理（祖克坎德，1887年夏季学期）；英国所得税制度（迈伊尔，1885年夏季学期）；公债（布伦坦诺，1888年夏季学期）；英德两国手工业工人问题和社会政策（布伦坦诺，1888－1889年冬季学期；商业政策，理论与历史（祖克坎德，1889－1890年冬季学期）；国民经济学实习（克鲁斯，1888－1889年冬季学期）；商业和税收政策（玛塔佳，1889年夏季学期）；信贷理论（迈伊尔，1889－1890年冬季学期）。1871年以后的20年中，维也纳大学大约有1万名学生学习过上述固定的课程，他们指望将来从事法律事务，在政府任职或经营商业；没有人入学之初就想研究经济学，他们来听经济学多半是为了应付考试；听那些编外讲师讲授为数不多的次要课程者更是寥寥。只有少数人专心致志于这种偶然的学习，占去他们的一部分课程，并成长为奥地利学派的教授。维也纳的这些学生为什么会从他们所向往的专业转向终生研究经济学呢？其他的奥地利大学也有类似的条件，但却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法国各大学在70年代曾将经济学纳入他们的法学课程，但这些大学没有产生出经济学派，维也纳大学有两种东西是其他奥地利大学和法国大学所缺乏的。他们有一种新理论可供讲授，又有一批将被承认的经济学家；其他大学讲授的却是过时的行将衰落的理论。奥地利人在1870－1880年代能为他们的学生提出一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价值与日俱增。最后，奥地利人拥有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教师，他们的诚挚与热情促使学生转向认真地研究经济学。
Ⅱ
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的教学情况从当时几位学生的叙述可见一般，他们是比利时人欧内斯特·麦姆，美国人H．R．西吉尔和法国人亨利·圣马克，他们都是慕奥地利学派之名而来的。当然，门格尔同施穆勒的方法论争论像他的价值论一样也吸引着外国的学生。麦姆特别提到“方法论的大争论”是他对维也纳大学的主要兴趣之一。西吉尔说，各国经济学家都注视着门格尔、施穆勒、庞巴维克和瓦格纳。圣马克说，门格尔在维也纳的地位与施穆勒在柏林的地位不相上下。这三位维也纳的观察者对经济学教授均有很高的评价，麦姆说：“正是这些名教授把我们招到了维也纳。”他对门格尔尤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