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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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本人以及预见到并明确表述了这里发现的基本思想。因为维塞尔5年后对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更详尽的阐述，所以我们将在后面适当地方加以讨论。　　　　
　　维塞尔的这本书国外无人评论和注意，德国杂志的评论也只有两篇。其中一篇注意到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不同寻常的书，全书200多页没有一个脚注。维塞尔是在几乎全无参考书目的情况下写的，所以他不需要脚注。他只提到杰文斯和门格尔，但与1876年那篇谁也未提及的论文相比毕竟进了一步。门格尔的影响随处可见，尽管没有大段的引语。只有后来引用的一处表明他对杰文斯特别致谢，此时他显然还不知道瓦尔拉斯与效用学说的联系。　　　　
　　维塞尔的这本书是边际效用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在本书提出了“Grenznutzen”一词，威斯蒂德后来将它译为“边际效用”。在提出这个词之前，维塞尔的阐述是很费力的。这个词是在他的这本书已经写过一半时才提出来的，缘起于作为杰文斯的“终点效用”或“最后效度”的泽词，原文如下：“下面我要把对物品单位的价值起决定作用的物品用途称为经济的边际效用，或简称为边际效用，因为这种物品的效用处于经济所容许的应用边际之上（参照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或‘终点效用’）”。维塞尔特地说明他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该单位物品处于经济使用的“界限”上。但这个词是否完全表达了杰文斯的“终点效用”的含义呢？可否译成另一个更确切的词呢？假如我们认可维塞尔的译法，即把杰文斯的“终点效用”译为“Grenznutzen”，那么，当我们把它译回英语时，所得的是“边际效用”而不是“终点效用”。维塞尔提出该词之后，便在该书的后面部分反复地使用它。他显然为表述他的基本概念找到了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在先前的论文以及第一本著作的前半部分何以自处定会感到疑惑。1884年后维塞尔继续在上述意义上使用“Grenznutzen”，其他人也采纳了它。　　　　
　　除了提出这个词以外，维塞尔的这本书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维塞尔的写作风格也削弱了它的影响，成了人们理解其内容的一个实际的障碍。他的风格有两个特点，都会给读者造成困难。第一，他几乎完全使用一般的或不确切的术语。他用“物体”而不用“食品”；用“食品”而不用“水果”；用“水果”而不用“苹果”。他的概括性固可称赞，但却使读者深感烦恼。第二，他在自己分析的许多重要部分，加进了大量有关的但不必要的陈述，但没有标出来，这会使读者弄不清楚这种句子究竟是要表述一种有关的思想，还是简单地说明显而易见的某种信息。下面这句话可说是后一类句子的典型，其用意显然是追求完整性。他说：“假定某人想得到一个物品，不管他的欲望如何强烈，他也不会同意支付被要求的任何价格”。对这句话我们也许提不出什么疑问，但问题在于，维塞尔接着又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命题。　　　　
　　维塞尔第一本书没有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避开了对人物的评议，也缺乏有力的陈述。他的叙述有一种不切实际和漫无边际的特点，结果冲淡了论据；而他所描绘的环境和条件又缺乏地理学的确切根据。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维塞尔试图证明价值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但他所说的人却同任何地方的人毫不相干。他对人的研究和对待可以说是最与人无关的。此外，该书几乎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记忆的章节。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该书何以没有取得成功。但当时并没有人公开指责这本书，而今天的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挑出毛病，在此意义上，该书并没有失败。但在下述意义上它的确也没有成功：除了当初的两三篇评论以外，今天人们只需用两三页评论即可说明该书的内容及其难点。　　　　
　　Ⅲ　　　　
　　在布拉格的前五年，维塞尔写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自然价值》（1889年），该书使他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只有一位德国人（维尔纳·桑巴特）评论过它，但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的确，谁也不能说1889年德国人会热诚欢迎边际效用思想。法国人的态度一样：有一篇评论，对维塞尔还是不利的。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赞扬了这本书，但多半是在该书英译本问世之后。不过，F．H．吉丁斯在德文版问世当年曾发表了四页评论以示祝贺。　　　　
　　同1884年的那本书相比，《自然价值》酷似一部边际效用学说史。维塞尔承认边际效用学说的许多先驱者未能取得圆满成功；但他对他们深表称赞，尤其是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孔狄亚克，吉诺威西和西尼尔。他列举了四位各自独立研究边际效用学说的作者，并分别说明了他认为门格尔优于其他三人（戈森、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的理由，其中一些理由显示了维塞尔思想方法的突出特点；甚至他对戈森的简短评论（认为戈森的论述是所有早期作者中‘总的来说最不完善的’）也表露出维塞尔所抱的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这使他尽可能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即便冒犯读者也罢，以至于他最后指出，“没有哪种价值理论在表面形式和论述方面做得更完整、更详尽”。在维塞尔看来，瓦尔拉斯的分析应受“数学因素过重”的批评。我们在此碰到了维塞尔的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方面，即由于他缺乏数学的基础训练，所以他对使用数学的人始终抱有一种猜疑的态度，而且相信他不用数学也能同他们一样，甚至做得更好。维塞尔对杰文斯的惟一批判是认为他比门格尔的论述肤浅，在他看来，门格尔“是从更一般的价值概念出发的”。　　　　
　　《自然价值》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价值决定问题。对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的主要论述是在第一卷中提出来的。第二卷研究“自然价值”（并以之定书名），研究它同交换价值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中价值的关系等。在有关“归算”问题的很长的第二卷（占全书40％）之后，维塞尔又回到了他第一篇论文的论题：成本和价值的关系，这是第三卷论价值的继续。最后一卷篇幅不大，探讨边际效用理论同国家经济学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和政府开支问题。这一卷显然受到维塞尔在布拉格大学同事萨克斯的鼓舞，后者两年前在《国家学说原理》中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　　　　
　　Ⅳ　　　　
　　维塞尔希望他的价值论能够调和以往反对效用论者指出的种种矛盾，他说，物品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需要；他又说，欲望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下降这个事实（他命名为戈森定理），适用于“所有的感情，从饥饿到爱情”，概莫能外。　　　　
　　维塞尔接着说，他几乎不必谈论满足的尺度问题。他假定存在测定的某种可能性，他说：“如果我们追踪某种需要的满足过程，并把每次满足行为所带来的价值标示出来，就会得到一种递减的尺度，其零点在完全满足或‘饱和’时便可达到，而其较高的一点则相当于满足的第一次行为。”维塞尔在获得测定尺度方面显然感到存在两个障碍：精确性和共通性。他几乎未触及缺乏共通尺度这个问题，也没有指明当他把“共通性”一词用于不同物品和不同的人时，他想的究竟是什么。他接受近似准确值，他认为测定的尺度存在于“有可能在一百个不同的欲望强度之间作出区分”。不消说，测定所要求的既非任何设定的准确性，也非任何一种共通性；无论如何，在日常应用中两种都有用。　　　　
　　当维塞尔在非常有限范围内考察效用函数的形式时，他想的是不连续的效用函数（基于前述观点：消费者能够在相对极小的满足强度之间作出区分）；他还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一定会抱有同样的看法，因此他责备杰文斯等人相信“有必要使支出的每一个方面都严格地保持同样的满足程度，同样的水平，同样边际效用。”为适用其不连续函数，维塞尔重新表述了收入在各种支出间最佳分配的原理，即“在所有的用途中达到尽可能低的边际效用，而在其他用途中不必损失较高的效用。”他对连续性函数的嫌弃更多地是基于他未能看到，连续性函数的假定只不过是对一部分现实世界的理想化。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愿意理想化，他却继续拒绝连续性观点，这使他的分析付出了一定代价。它说明数学的稍许训练可能对他会有所帮助；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就保持着他们的优势。　　　　
　　维塞尔不仅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说的意义上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而且在该理论的某些方面还有他自己独特的不同看法。例如关于“需要的未来满足”问题就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杰文斯公开地保持距离，但却不点名地也同庞巴维克分道扬镳。他的观点同这二人的看法适成对照。他认为人们对未来需要的估价一般来说并不低于对现在需要的估价。他承认原始人不能恰当地估价未来，但他坚持认为经济上先进的民族要学习恰当地估价未来，他特地指出人们应学会储备其整个的资本资产。他尤其否认未来欲望的减弱同资本和利息问题相关，理由是，利息“一点也不是管理不善的经济的征兆”。　　　　
　　维塞尔在效用问题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关于一整批财物的价值的看法。他用该物品每单位的价值即其边际效用，连同该物品的单位数来测定总价值。他写道：“一句话，一批同类物品的供给的价值等于其边际效用与其件数的乘积。”维塞尔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澄清他关于物品价值总量的这一特殊看法所引起的各种疑惑，其中之一即所谓“维塞尔的反论”。依照该理论，在物品数量增加到一定点之后，其价值便开始下降；当我们已经占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物品时，它对我们的价值就会降低到零。维塞尔这样解决自己的反论：他指出，价值不仅有正的因素，即每一增量物品减低了归于先前物品的效用；而且有负的因素，即每一增量物品减低了归于先前物品的效用。比维塞尔所提出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更快捷的答案，必会涉及到拒绝维塞尔的无成果的总价值概念。维塞尔本人对此解答也一定不大满意，因为他赶紧向读者解释说，在人类经济中，我们的消费几乎全都处于总价值随着消费增加而增加的阶段，因而福利和价值在将来也是正相关的。　　　　
　　维塞尔接着考察了所谓“价值的反常现象”。这个词可追溯到普鲁东；该现象同上述反论有一定的关系。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如果指导人们生活的原则是价值（即维塞尔所说的总价值），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无论从赚钱或销售的观点看，还是从他的私人经济来看……最有利的做法是把过分的富裕变成需要，把需要变成更大的需要，以便创造和增加价值。”但他明智地指出，指导我们行动的不是价值而是效用。那么，价值还有何用？维塞尔答复说，因为一般来说总价值和总效用是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又因为我们可以测定总价值而不是总效用，所以，“从效用考虑认为是满意的交易，从价值来说也是满意的”。结论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