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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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弗朗西斯·西德罗·埃杰沃思，悉尼·韦伯。威斯蒂德继续“作为一位热心的研究者，他现在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紧紧地把握国内经济问题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性杂志《今日》上。　　　　
　　这篇文章试图反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即剩余价值理论，反驳的依据是，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驳马克思时使用了杰文斯的方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完整而确切的答案使杰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杰文斯交给我们的这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决我们讨论的各种问题”。他花在研究杰文斯著作上的两年时间终于结出了果实。　　　　
　　威斯蒂德反驳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劳动的价值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效用，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关键之点仍然在于依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决不会同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趋于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论它们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依照边际效用论）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劳动能流入物品的生产，或能流入劳动的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对于强调边际效用（而不是劳动成本）价值论和反驳马克思来说，这些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物品和劳动的价值仍然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对马克思的反驳在于表明，这种比例性只在例外场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进的边际效用的方法，可能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投下了阴影，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奠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　　　　
　　Ⅳ　　　　
　　威斯蒂德的文章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者亨利·迈耶尔·赫德曼。赫德曼尽管没有答复威斯蒂德，但他一生都致力于诋毁杰文斯和边际效用学说。对威斯蒂德的回答最终来自一位热诚而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肖。他的回答是在些许踌躇并意识到无论那位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也没有他对此问题懂得更多之后作出的。“他后来说：‘我读了杰文斯的书，绞尽脑汁去猜想他的混乱不堪的微分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像一头猪不懂节假日一样不懂微分学。’”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他的答复“对一种谎言来说并不错……”他在答复接近末尾时抱歉地表示：“位于供给边际上的效用；杰文斯语言的模糊不清以及讨论课题的极不通俗，迫使我强烈地反对威斯蒂德先生，而不是去彻底分析和讨论他的有趣的贡献。　　　　
　　同反对威斯蒂德立场的一些小的争论相比，伯纳·肖并不想走得更远。他公开表示“他一点也不想在这里保卫马克思而反对威斯蒂德”。肖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未出版的《资本论》中可能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作了大量研究，这种情况可能使对马克思的任何维护以及对威斯蒂德的反驳都归于无效。他还认为，把马克思放在“标准的英国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加尼斯等人）一边”这个特点，促使他“反对古尔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教授和埃杰沃思……”肖把这整个争论看作社会主义者的内部争论，认为它“似乎……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停止作为社会主义者）迅速地分化了……”肖承认他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应付这种争论。他又说，他“不是数学家，不足以驳倒运用杰文斯方法的威斯蒂德先生”。难怪肖直接反驳效用论的某些段落难以使人信服（尽管他作了种种谦逊的表示）。实际上，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他在准备这个回答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希望反驳威斯蒂德，又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当然，他说过“我不在乎承认我的一部分看法会被抛弃，如果这个攻击被打退，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清澈溪流陷进泥潭的话。已故的杰文斯提出，从数量上来说，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除了用微分法表述为无限小量以外，什么也不是。但是，看来肖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些人“经常在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或者他们以为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在价值问题上，进行不能容忍的教条化……”。如果肖还没有转到威斯蒂德一边的话，他何以会说：“在我看来，在引导立即或稍后一些时候向集体主义的经济城堡发起攻击方面〔我已经〕……尽可能地写作和明智的行动了”？除去那些离题之谈而外，肖的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有利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反对杰文斯最后效用论的话。　　　　
　　肖显然认为他发现了威斯蒂德和杰文斯完全以效用解释价值这种观点的弱点。他认为他们应当把成本也包括在内。这表明他显然拒绝或不理会他们对成本通过影响供给从而影响效用的解释。他为此举例说，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每人都拥有他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消费的全部牛肉，这样，牛肉的价值就是零。在这种条件下，肖作出结论说：“牛肉的效用也是零；精选的里脊肉也没有价值，好比在天堂一样，而不管生产它们花费了多少劳动。因此效用显然是价值的一个条件。”到此为止，肖所发现的东西是有利于杰文斯和威斯蒂德的。现在，肖假定在某个共同体中人人都变得如此饥饿，以致牛肉的效用“从无（升）到一切”，结论是，在这些条件下价值将不会有相当大的提高，而是仅仅提高到“放养、屠宰、烹调所花成本的水平，不会更高”。否则就无人愿意支付这种高价，宁可“自己放养、屠宰和烹调了”。　　　　
　　他对杰文斯主义者关于价格会同边际效用成比例的命题作了过于严格的解释，并错误地以为下述垄断价格歧视的例证不符合于杰文斯或威斯蒂德的结论：“对于半打因干渴而垂危、但拥有不同财产的旅游者来说，几口水就具有相等的效用；但是控制水的年轻杰文斯主义者会为每一口水索要不同量的商品”。他还发现边际分析的一个弱点，即在个人时常不想消费所有物品的情况下，价格便不能等于边际效用。这个“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来自威斯蒂德：“即使威斯蒂德先生突然厌烦圣经而变成了一名酒鬼，它们的价格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一个法新（货币单位——译注）。此外，他的一位从不沾酒的邻居也许会为一本圣经而支付比购买一桶酒更多的货币；而一个嗜酒者则愿意以一打圣经去交换一瓶白兰地，如果交换比例由商品效用决定的话。但是，就像雨落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圣经和白兰地的价格对威斯蒂德和他的邻居也无二致，尽管效用对它们各有不同。杰文斯已经打算修改他原有的体系以便把个人一点也未消费的情况考虑在内。　　　　
　　肖要求威斯蒂德作答，而答复很快就来了，而且较短。威斯蒂德重申了他第一篇文章的重要性，即试图说明马克思体系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威斯蒂德对肖是有礼貌和很尊敬的。他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论据：成本像效用一样地影响着牛肉的价格。他指出：“那也只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牛肉，从而同时增加它的总效用和降低它的边际效用，通过提高牛肉制作的质量，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回避了在“敲竹杠的年轻人”的场合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指出消费者剩余会被一些旅游者所享受；他未谈不可分割的物品的情况，也未涉及与这些物品和边际效用比例有关的困难，“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就是如此。　　　　
　　Ⅴ　　　　
　　同威斯蒂德的交往促使肖加入了隔周一次在比顿先生家中聚会的”经济圈”。有一位成员对伯纳·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头发和胡子发红，他身着灰装（大多同伴都穿晚装）。他站着同威斯蒂德和大家谈话，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睿智和十足的趣味。他说：‘大家对选择谈论得很多了；假定要你们像我一样每晚上床之前在一盆炉火和一顿剩饭之间作一选择，你们一定知道该选择那一个’。至于曲线，则随着某个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少之又少。他本人在过去12个月中仅仅挣了100英镑，而我们的老板（他有一副刚毅的富于曲线的脸）则可以得到10000英镑。他在同伴们的苦笑声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黑板上不时映出他的身影。”　　　　
　　肖说他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就像凶神恶煞那样一直抓住它不放，直到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皇家经济学会’，创办《经济杂志》，比顿的客厅不能再容纳为止。”　　　　
　　肖加入这个圈子时，其主要成员有威斯蒂德、埃杰沃思、韦伯、福克斯威尔和比顿。当时已加入或不久加入的其他成员，据哈罗德说，有埃斯利和布鲁克。埃斯利是个艺术家，为威斯蒂德画过像，还作了一副蚀刻画，表现他邀请“经济圈”成员观看这副画像的情景。汉德森（肖的传记作者）还加上了马歇尔，坎宁安，阿米塔奇－斯密等人。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比，“经济圈”对后面这些人的影响较小。坎宁安的著作未显示出“经济圈”的影响。马歇尔没有住在伦敦，受的影响也不大。阿米塔奇－斯密1892年曾为伦敦学会的大学函授讲课，他发现边际效用在该课程中没有多大用处。他在两年后的另一课程中特意提到了效用。　　　　
　　“经济圈”的聚会先后有五年之久，它在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日后经济研究的路线方面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殊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经济圈”的讨论中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采纳杰文斯经济学，而没有采纳费边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织不列颠经济学会和后来的（1890年）皇家经济学会；创立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和后来（在伦敦大学）的经济俱乐部；威斯蒂德《经济学入门》于1888年的问世。让我们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Ⅵ　　　　
　　费边社的前身“新生活联谊会”于1883年10月24日开始活动，比“经济圈”首次聚会稍早。该联谊会的一部分成员心怀不满，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于1884年1月4日聚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费边社”。　　　　
　　乔治·伯纳·肖初次参加费边社的会议是在1884年5月16日，9月5日他被选为该社成员，1885年1月2日又被推举为常设局成员。在他成为一名成员和进入常设局之间的这段期间，他同威斯蒂德就马克思著作进行了争论，而且开始参加“经济圈”在哈姆斯蒂德的会议。　　　　
　　肖在“经济圈”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圈子同费边社的最初联系，其他的联系是随着费进社选举韦伯（1885年3月20日）和瓦拉斯（1886年4月）作为成员时开始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聚会的场所…哈姆斯蒂德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开始于1884年底和1885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