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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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业提供了稳定的经济资源,并使大部分人口脱离了军事。稳定的经济资源,使国家财政能够建立在比较理性的预期上,促进了行政的常规化和官僚政治的发展。同时,军事文化在农业社会中的消失,也使得专制权力更缺乏约束。安史之乱后,帝国财政的原则从“量入为出”转化为“量出制入”,也就是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多半是军事开支的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这一方面表明了经济资源的充沛(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根据AngusMaddison的估计,当时中国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均GDP来说,都多远较欧洲为高,参见AngusMaddison:25。),一方面也显示了“财政独裁”的强制能力。
BrianM。Downing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军事革命和政治变革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专制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他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欧洲中世纪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些政治体制,是把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一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宪政体制或代议政体。第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军事现代化(或者说“军事革命”)中,那些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持现代军队的王室,往往能够摆脱中世纪宪政传统的约束、建立绝对的王权。第三,那些能够在国内资源之外成功地寻求到支持战争的财政途径的国家,则没有破坏中世纪的宪政传统,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他看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中,蕴涵着丰富的宪政资源,其中包括贵族对王室的约束、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支持的军事体系、耕作者的产权安排等等;当然还包括独立城市等共同体的自治。军事革命对王室的财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王室最终以战争为借口,克服了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抵抗,建立了以直接的税收制度为基础的财政独裁,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最终导致了专制王权。而英王室受到国内贵族的约束,未能突破《大宪章》以来的宪政传统,没有国会的同意不得在国内加税,为了支持战争不得不从海外贸易和国际信贷中获得资源。结果不仅保持和发展了宪政传统,而且奠定了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BrianM。Downing:1…83;157…186。)
应该说,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军事革命”的时代。军事开支迫使各国不得不改变其传统的财政体系。如我反复强调的,周礼之下的政治秩序,也蕴涵着丰富的宪政因素。这些因素能否在春秋战国时代残酷的列国竞争中生存下来,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实乃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大多把“山林川泽”之利化公为私,并建立了依赖国内经济资源来支持战争的财政模式。这已经在《俫民》篇中总结得非常清楚。由此建立的财政独裁,其实就是君主的财政自立,他再不需要和国内任何其他力量讨价还价了。这种财政上的强权,当然是他政治专制的最大本钱。
孔子预感到了这种独裁的到来。他“使民以时”的原则,实际上是重申周礼的秩序。这说白了就是有限君权的财政理论,并被孟子大为发展。这派理论在当时并没有扭转现实,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不过,这一精神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却有深刻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