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霸美国经济十大巨头(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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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予以通过。我们要作出决定，您知道，”他再次用右手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说：
“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用不着等人民委员会开会就可以定下来了。用电话
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他一道简短的命令，就使哈默成了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答
应与苏联重建一项他还一窍不通的工业。

10　月15　日，列宁给路德维格·马尔滕斯写了一张便条，要他看看能否
说服阿曼德对乌拉尔的重建和电气化计划发生兴趣，从而进行投资，并提供
电气设备（当然是借贷的形式）。

之后，列宁又相继给马尔膝斯、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和波格丹诺夫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写了许多信，表明列宁锲而不舍地注视着执行与哈
默签订的特许权协议的有关谈判的每一个步骤。他在10　月19　日写给马尔滕
斯的信中，强调必须把协议条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使它们还不是真
正的特许权。他说，向全世界表明有人正在取得特许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的。（由于列宁制订了新经济政策，外国人才获了各类特许权。）列宁在10
月27　日给马尔滕斯的备忘录中写道：

两个合同均已收到。现送还。为什么没有莱因施坦和哈默给我看过的那些补充条款
（草案上）？要尽快使两个合同定稿并获得通过。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我们要特别注意认
真、切实地加以执行。不要靠下命令！我们这里如不经再三检查，就会把全部事情搞糟，
结果一事无成。

同一天，他在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拉德琴科的便条写道：

我认为，作为贸易的开端，这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意义。您应切实履行我们的各项义
务给予特别的注意，这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如不予以极大的压力和监督，是什么事情
也办不成的。您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检查执行情况。请告诉我，任命谁为这项工作的负
责人。。

列宁对官僚主义和仍然是苏维埃制度的灾祸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延误显
然还十分担心。他要求每个月向他报告两、三次，以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情况。

在11　月3　日哈默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列宁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其结尾写道：“这个开端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尽
管这封信是用地道的英文写成的，列宁在附言中仍然为他“十分蹩脚”的英
文表示歉意。

1921　年12　月17　日，列宁在准备他向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
的讲稿时，还要求波格丹诺夫向他报告有关哈默的特许权问题的最新进展情
况，以便将其列入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这样，红色苏联的大门向哈默敞开了。
1924　年的一天，哈默顺便走进了莫斯科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
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


支德国铅笔却要价五十戈比，相当于二十六美分。


四、在苏联建起了世界最大的铅笔厂

哈默说，“对不起，我要一支不易擦去笔迹的铅笔。”

售货员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温和地说：“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才给
你拿的。但是，我们存货有限。按照规定，我们只卖给那些经常买纸和练习
本的老顾客。”

哈默花了两个卢布——一美元——买了一支。

他成功地利用这支铅笔，使它变成了数百万美元。那天他没有便笺簿。
但是，这支铅笔竟成了一个发射台，把他发送到各种各样新的和有利可图的
事业中去了。

他回去见克拉辛。

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
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哈默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事情是办成了，但是他是在极度冷淡的态度下开始这一工作的。问题在
于应该如何对付那家国营铅笔厂。尽管开始时人们对它寄予很高的希望和发
表了一系列轻率的讲话，该厂生产的铅笔写起来还是不如俄国几代人以来一
向从德国的大法伯工厂进口的铅笔那样好。有人说，俄国生产的铅笔只是在
石头上写字时才好用，如果在纸上写，准会把纸划破。还有一个小问题：要
求哈默拿出五万美元现金作担保，井在合同签字后十二个月内就碍开始生
产。在投产的第一年内，就必须提交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铅笔。除此以外，那
家国营铅笔厂的官员们编造出“外国资本家想要剥削俄国财富”这类谎言来
进行攻击。不过，在10　月份，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还是代表外交委员会签订
了这份合同。

事情都办成了。但有一件事例外：阿曼德·哈默不知道如何生产铅笔。
和以往一样，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知道会做铅笔的人在哪儿。

他坐上头班火车到纽伦堡去了。

阿曼德·哈默突然出现在纽伦堡时，象瘟疫一样不受欢迎。此后不久，
纽伦堡又成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圣地了。但就哈默而言，
意识形态和种族背景与人们对他的冷淡无关。在那里，他相当坦率地要铅笔
业行家中的一批骨干皈依他，而且恰好找对了门儿，如愿以偿了。1761　年，
卡斯珀·法伯创建了法伯铅笔公司，这比哈默这位专心致志的来访者的国家
的诞生还早十五年。公司创始人的重孙约翰·洛撒·冯·法伯（1817—1896）
把这家公司办得很出色，举世闻名，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及其他地方
还广设分支机构。他的另一个精明的做法是：与俄国皇族签定了一份合同，
从而控制了从西伯利亚劳动营的矿山里榨取出来的全部石墨。这位叛逆的重
孙甘冒团结一致的全家人咒骂他的风险，在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担任总统
期间，到美国去开设了埃伯哈德·法伯铅笔厂。

事实足以说明，在哈默带着要打破这个垄断集团的意图来到该城时，
A·w·法伯母公司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全世界的铅笔生意。该家族严格地控制
了风景如画的弗尔斯城，并能操纵邻近的纽伦堡市的事务。它所发出的命令，
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任何选举出来的官员、警察、公用事业管理人员及其他
半官方人士所发布的命令。在此之前，法伯集团就已经统治该地区多年了。


他们不需要用铁路将纽伦堡和弗尔斯连结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有轨电车，因
为深怕与外界的这些联系会带进一些“不良分子”，使法伯家族雇用的劳工
和领班们对外部世界某些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有所了解。他们对法伯厂自
己的雇员们如同对来到该城的陌生人一样猜疑。正如多年后美国研制原子弹
的情况一样，只有支配这个家族的最可信赖的成员和法伯厂的核心领导人
物，才知道制造这种世界上最熟悉的用品之一——铅笔的全部奥秘。这种情
况就象难以剽窃到可口可乐或安哥斯都拉苦汁药酒的秘密配方一样。

被隔绝一两个星期之后，哈默摆脱了这种孤立状态。他给当地一家银行
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信，并私自打听到一些情况，见到了一位名叫乔治·巴
伊尔的满腹牢骚的法伯厂铅笔技师。看来，巴伊尔年轻时是富有冒险精神的。
当年他曾宣称，他将接受在俄国建设一家铅笔厂的诱人的建议。于是，人们
把他当作一位传染上了瘟疫的病人。他离开了弗尔斯城，到俄国居住。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他在俄国被捕了。俄国人把他当成德国侨民，拘
留了一段时间之后释放了他，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到他的故乡弗尔斯城去。

但是，法伯的权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不准巴伊尔回到德国。因此，
他和一位俄国姑娘结了婚，直至战争结束时，才获允回到家乡。他在弗尔斯
城一度受到了排挤。最后，人们才勉强同意他返回原来的岗位。他不但没有
得到提拔，反而被加上了“拆法伯的台”的罪名。

巴伊尔告诉哈默，有一位在法伯服务了二十五年的老工头，曾接受了去
一家新开张的南美铅笔厂工作的建议。然而，他竟遭到纽伦堡警察当局的反
对，不许他离开德国。在这家公司的要求下，他在纽伦堡受到了十年的软禁，
再也没有办法在他唯一熟悉的行业中找到工作。

哈默劝说巴伊尔振作精神，把他带进了这个制造铅笔的堡垒。这位美国
人发现，那里的士气很低。他了解到，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人力。哈默以每年
一万美元的工资雇用了巴伊尔——而法伯只付给他每月两百美元的工资。通
过他，哈默作出了安排，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机械和原材料，并在那些愿意去
莫斯科打开新局面的师傅中挑选出了一批骨干。高工资和丰厚的奖金使他们
很受鼓舞。

哈默要张罗的事情实在很多。他又继续前进，到英国的伯明翰去，为将
来的莫斯科铅笔厂的钢笔尖分厂物色了一批类似的核心人物。对他来说，这
似乎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俄国人坚持说这是他的整个特许权协议的一部
分。他发现，伯明翰几乎同样存在着法伯所施行的那种暴政。这是一项封闭
性的工业，它的大部分工人从重工时代起，就在半封建式的条件下进行训练
了。然而，哈默发掘了另一位叛逆的师傅——他又集拢了一批刚刚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退伍回来的青年。当时，摆在这些青年面前的，是他们祖祖辈辈所
从事的那一套令人沮丧的、枯燥无味的活儿。

哈默回到莫斯科去选厂址。他蓦然之间感觉到，他在列宁保护下的黄金
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三年前，他可以选择到只需付象征性租金的
场地。如今，由于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进展，金本位卢布的币值也已趋向稳定，
这样的机会和便宜的交易已经消失了。经过长期的寻访，最后他决定，解决
问题唯一办法，是在俄国其他地方建厂。就在这关键时刻，他得悉该市郊外
的莫斯科河边有一家废弃不用的肥皂厂，它已破败不堪，但在这幸存的一平
方英里的土地上，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为迁来的专家和家属建造住
宅、学校、教堂、门诊所、花园和娱乐设施。将来，原有的建筑物修缮好以


后，还有些空地可以扩建厂房。修缮旧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动用了一千个
劳动力。他们修建新墙，更换屋顶，抹灰，油漆，并安装了现代化的取暖设
备，以取代老式的取暖系统。

制造铅笔的的师傅和他们的家属们以去芬兰度假为借口，摆脱了在纽伦
堡和弗尔斯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哈默为他们办好了去俄国的签证，在赫尔
辛基等着他们。机器也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运出德国的。按照巴伊尔的建议和
哈默的坚决主张，这些机器先从制造厂运到了柏林。那些制造厂商还以为要
在柏林建立一家新的铅笔厂呢，对它的真正目的地毫无觉察。哈默甚至要求
将所有的机器散装到柏林，并要生产这批机器的有关公司各派一名专家去重
新组装这一大批部件。这些部件一到柏林就编上了号，然后装船运往莫斯科。
专家们跟着货走，并仔细检查每一个零件是否安装在合适的位置上。过去，
哈默曾见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精良的外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