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猎手-第5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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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