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猎手-第3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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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疲к弧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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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龋琛庇髅廊酥郑澳庇髅廊酥簦梆庇髅廊酥荩鹊龋际恰妒分杏谩氨取钡募牙�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孔子是否删过《诗》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
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诗经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六十九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侯，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诗经
========================大雅===========================——
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
乃埸乃疆乃机乃仓
乃裹粮于橐于囊
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
陟则在复降在原
何以舟之维玉及瑶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乃陟南冈乃觏于京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
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执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且长
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
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止基乃理爰众爰有
夹其皇涧其过涧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生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
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
不坼不副无无害
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
居然生子
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厥声载路
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究口食
之荏菽荏菽旆旆
禾役麻麦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
厥丰草种之黄茂
实方实苞实种实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粟
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维维糜维芑
恒之是获是亩
恒之糜芑是任是负
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桩或揄或簸或蹂
释之叟叟之浮浮
载谋载惟
取萧祭脂取羝以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印盛于豆于豆于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胡臭时
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於今——
绵
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覃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覃父来朝走马率溪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除徂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
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鼓弗胜
乃立翱门翱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柞拔矣行道兑矣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
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