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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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趴下将他硬拖出来。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经书，因在上海与章太炎交游，遂倾向革命。民国建立后，与章太炎发生龃龉，转而支持袁世凯称帝。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博通古文经学，精于文字训诂，为民初著名的经学大师。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邵飘萍：因妻妾打架而丧命 邵飘萍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大将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让他的老长官张作霖处境危险。此时北京《京报》将交战两军主帅的照片，并排印在报纸上，其中张作霖照片下大书：“马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照片下则书：“东三省救主郭松龄”。 邵飘萍这些报纸大量散发后，张作霖托人私底下问邵飘萍，自己过去也帮他不少忙，何以如此不讲交情？邵飘萍答称：“奉军过去帮忙的，是邵飘萍个人，而报上所载，乃《京报》全体员工所为，与我邵某人无关。”张作霖闻言大为切齿。 一个月后，郭松龄兵败被杀，邵飘萍警觉大事不妙，在奉军进入北京前，赶紧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暂避。奉军碍于情势，不能进去捉人。 几个月后，邵飘萍的妻子和姨太太因细故而大打出手，家人无法处理，只得打电话到六国饭店告诉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没细想，只在电话中说：“即刻回来。”孰料他电话早有人监听，奉军便衣闻讯立刻在路上等候，将他逮捕，两天后予以枪决。 《京报》社长邵飘萍与《新社会报》社长林白水，都因文字开罪奉军而被杀。其中邵飘萍死于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则于同年8月6日被枪杀，两人正好相隔一百天。当时《京报》新闻上出现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贴切传神，新闻界推许为神来之笔。 待奉系垮台后，北平文化界发起为邵、林两人开追悼会，会上有副挽联曰：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横额为：萍水相逢 邵飘萍（1884—1926） 原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在浙江高等学府就读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并被聘为特约通讯员。民国建立后，在杭州主办《汉民日报》，因抨击时政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日本。1918年接连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相关课程，为著名记者。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蒋作宾：注定一辈子当客人 蒋作宾 慈禧太后去世后，蒋作宾在他所管辖的陆军部里积极从事“汰旧换新”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将清军军官全部换成曾经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新军校毕业，具有新思想、积极热忱的年轻人。不过这项计划才推行到一半，辛亥革命就发生了。 事后，蒋作宾曾说了一句饶有深意、语带玄机的话语：“辛亥革命如果晚几年发生，后来的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吧！”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间弥漫着姑息的气氛，加上中国内战不已，让日本人的侵华气焰更加嚣张，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一连串的挑衅行为，使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与接替父亲统领东北的张学良头疼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正致力于“剿共”，因此希望尽量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并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消弥战祸。在东北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蒋作宾为驻日公使，其任务在与日本展开直接的谈判，寻求合理解决一些问题与争议，缓和紧张的局势。 蒋作宾深知此行责任重大，赴日前，他特地到北平会晤张学良，与他交换意见，然后取道东北和朝鲜。沿途他不断与驻在当地的日籍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他们都以目前局势为忧，希望能早日化解纠纷，以免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 然而，蒋作宾刚到汉城，就传来沈阳方面的消息，即“九？一八事变”爆发。 不过，蒋作宾仍依原订计划抵达日本，开始外交斡旋，这段期间，他最频繁接触的人，便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后来，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也成为驻日大使。 驻日大使蒋作宾居官清廉，待人和善。某次他奉召返国述职时，参加一位好友的宴会，宴后他抢着付账，在场突然有人大声说他没资格当东道主。他觉得很奇怪，便问为什么。 那位朋友说：“你取名‘作宾’，就是注定要当客人的，既做不了主人，当然付不了账。” 蒋作宾（1884—1942） 字雨岩，湖北应城人。清末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历任陆军部次长、国民政府委员、驻日公使、内政部长等职。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打破国联仅以英、法语发言的惯例，以中文发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杨森：妻子成连，子女一营 杨森 杨森主政四川时，苛捐杂税，剥削人民，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抽税。谐联大师刘师亮特作一联讽说：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有屁无捐。 横批：“民国万税（岁）”。 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去成都，在杨森家里盘桓半天。 他见杨家进进出出的妇女不少，深为惊讶，便问杨森：“这些都是你的妻子吗？” 杨森闻言朗声回答：“报告委员长，属下身体很好！” 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顺势把话题扯开了。 杨森妻子儿女众多，多到妻子成“连”，子女将近一营。 由于家里人多，为维秩序，他治家如治军，一切用军事管理，同时任务分工清楚，大太太管总务、二太太管出纳会计、三太太管子女教育、四太太专司对外交际、五太太管仆役……，各有专职，无一赋闲，每月每人还发给薪水。 此外，关于众多妻子晚上睡觉时的安排，杨森采取所谓的“轮宿制”，且为了不致发生错乱而引起纷争，他特派一位副官专司安排与各夫人同宿的日期，一切按表操课。 抗战期间，某次杨森在湖南督战，当天正轮到与留在成都的夫人同宿，这位副官于是跑来请示当天可不可“轮空”，等回成都后再补？杨森考虑再三，为不乱秩序，特别报告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出专机飞成都把他的夫人接来，睡一晚后再遣返成都。 杨森因子女众多，自己又长年在外征战，因此有时候竟搞不清楚哪些是他的小孩。 某次他与参谋长从前方返回重庆，众儿女兴高采烈地涌到机场迎接。他一下飞机，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如此热情，不禁大乐，笑着吩咐说：“你们先回去，我稍晚回家。” 大伙闻言，纷纷离开机场——除了一个小男孩，不知怎地赖在那里不走。杨森见状很生气，上前赏他一巴掌，同时骂道：“小畜生！还不回去！”孰料那小孩竟哭了起来，站在旁边的参谋长赶紧立正敬礼说：“报告总司令，他是我的小儿。” 杨森（1882—1977） 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不久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曾参与二次革命与护国军之役。杨森于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对日抗战期间，他曾担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其后调任贵州省主席、重庆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邹容：因不满考题而骂主考官 邹容 作《革命军》一书倡议排满的邹容，是个思想激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曾因对八股试题不满，与主考官发生口角，因而被赶出试场。邹容遗著十二岁时，他读到一首《神童诗》，谓： 小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他看了不顺眼，便提笔改成： 小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 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 他父亲发现以后很生气，当场把他叫来痛骂一顿。 邹容自小最佩服谭嗣同，也喜读谭嗣同的文章，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与“流血变法”的激进主张，对邹容一生影响很大。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被杀，那年邹容十四岁。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邹容很难过，便把谭嗣同的画像放在桌上，并题诗一首云：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之后，他立志踏着谭嗣同的足迹，继续奋斗。 邹容（1885—1905）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时，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次年夏回国，在上海爱国学社撰《革命军》，深受革命人士的喜爱。后因《苏报》刊文介绍该书，引起清政府注意，被逮捕下狱，不久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孙传芳：禁穿旗袍与当模特儿 孙传芳 国画大师刘海粟早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这位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艺术大师，不但率先使用女模特儿作画，还展出裸体模特儿的素描。 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并未很开放，此次展览引发轩然大波，并被冠以“丧心病狂败坏风化”的恶名，刘海粟本人也被批为“艺术叛徒”。 天津孙传芳公馆事情传到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那里，他既不明原委，又不懂艺术，便问前来告状的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什么是模特儿？”危道丰忿忿然地告诉他：“所谓的模特儿，就是让大姑娘光了屁股，任人观摹作画，毒害青年！”孙传芳闻言勃然大怒道：“这不是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吗？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令查封上海美专，并将刘海粟捉起来。 后来有人告诉他，模特儿在国外早已司空见惯，上海毕竟是个文明开化之区，这类事情闹大了，会让外国人取笑，自己面子上也不好看。于是他便罚刘海粟五十大洋了事。 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 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 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 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 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早年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北洋军营长、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