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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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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但对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晚清民国时期那段内忧外患交加、战火灾难不断、新旧思想碰撞、豪强异士蜂起的乱世,人们仍然记忆忧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热点,持续升温。     但历史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绝不仅仅是图书馆里纸质档案上的那些冷冰冰的文字。中国古代就一直有重视民间传闻逸事的传统,所谓“道听途说,亦有可观”。这些传闻逸事,也许并不一定经过实证,但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得到一些新的启示。这本《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正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角度。     此书原名《民国趣典》,经作者和台湾远流出版集团授权,由我局出版简体字版。我们在基本保留原作风貌的基础上,根据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略作修改,特此说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零零六年六月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部分一段风云人物竞逐的时代    提起清末民初,大家想到的不是反清革命、帝国主义入侵、不平等条约,就是军阀混战、内战、对日抗战等。挫败、阴郁、沉痛、血泪交织,似乎已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     然而“乱世出英雄”,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三国时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交替之际,总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竞逐。他们或迫于形势、或出于无奈、或机缘巧合、或为求生存、或野心勃勃、或胸怀大志,当中不乏奇才能士,如管仲、孙武、商鞅、张良、诸葛亮、曹操、李世民、刘基等,而愚人莽夫也所在多有,如浑浑噩噩、乐不思蜀的刘禅,以及怪问“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等。     清末民初正如同上述那些年代,是个新旧思想交替,传统与现代交锋的过渡时期,有提倡改革、鼓吹创新者,如曾国藩、蔡元培,也有执意维护传统,甚至走回头路的人,如袁世凯、张勋;有造就时势的英雄,如孙中山、黄兴,也有时势造就的枭雄,如黎元洪、张作霖;有为后世推崇备至者,如徐锡麟、邹容,也有被耻笑唾骂者,如张宗昌、曹锟。但更多的,则是两面评价,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如李鸿章、梁启超等。政治军事以外,文学、艺术、商场上的奇葩怪杰多不胜数,举凡浪漫多情的徐志摩、“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戏剧泰斗梅兰芳、画坛大师张大千等,皆活跃于当时。     不管如何,这些至今仍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迹外,其实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如因四川保路运动被杀的端方,原来是创办中国第一所幼稚园的人;被称为“革命诗僧”的苏曼殊,为了买糖果吃,不惜拔下嘴里的金牙交换;五四运动健将胡适,更是有兴趣收集各国怕太太的故事;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王宠惠,专喜欢赖在朋友家白吃白喝。此外尚有提出“飞机炸人没有乌鸦拉屎准”的冯玉祥、下令“每位球员发给一颗篮球”的韩复榘、告诉记者“脱衣舞有助于增加人口”的许世英、认为“年轻女孩嫁老头,不是谋财,就是害命”的吴敬恒等。     这些隐讳、荒唐、爆笑、令人惊诧、匪夷所思的掌故、传说,呈现了清末民初的另一种风貌,希望读者在换个角度、换个心情轻松阅读的同时,对这段纷乱的时代、人物,增添新的认识与了解。     (王爰/文)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部分曾国藩:善以面相观人未来    曾国藩勋业彪炳,平生用人很讲究看相。     清咸丰末年某日,李鸿章命三位新进淮军将领往谒曾国藩,次日向他请教观感究竟。     曾国藩像     曾国藩说:“那位脸上长麻子的,将来会有大成就;高个子的也不错。只有矮子前途有限,顶多不过是个道员罢了。”     李鸿章请他进一步说明,曾国藩于是解释道:“他们三人来到后,我要其在大厅外台阶上站着等,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两小时),就叫他们走了,始终未与他们正式见面,也未说一句话。这中间我来回走动,借厅内一个穿衣镜观察他们。那个麻子可能认为我不传见,是刻意羞辱,因此咬牙切齿,面红耳赤,似欲殴人,足见他有威武不屈的气概。高个子则一直从容冷静地站着,显现此人沉毅有为。至于那矮个子,我面对他们时,他规规矩矩站好,我一背过去,他便放松下来,这个人实在没出息。”     这三个人,麻子是刘铭传,高个子的是张树声,矮小的则姓吴。     姓吴的以后作战常畏缩不见、投机取巧,真的只做到道员而已。     张树声则转战南北,积功升至两江总督,政绩卓著。     至于刘铭传,因智勇双全,功成名就甚早:光绪十年(1884)中法越南战争爆发,刘铭传统兵到台湾,与法军在基隆淡水一带苦战,结果大败法军。其后治台六年,修筑铁路、兴办实业,政绩斐然,遗爱在民,为郑成功以后之第一人。     这三个人的成就,都早在曾国藩的妙算之中。     曾国藩对命相,有套说法是:“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言语中”。     曾国藩(1811—1872)     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中进士后十年连升十级,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军队来袭,便创建湘军对抗,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官至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是清末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之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部分左宗棠:自诩为诸葛亮再世    左宗棠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左宗棠,《清代名人像册》之“左宗棠像”出身寒微,但抱负不凡,在家塾苦读时,曾题一联自诩: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此外,他还自诩为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并曾自称“小亮”或“今亮”,要不就称“老亮”。     清同治六年(1867),他追剿捻军驻潼关,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对他执礼甚恭,所献诗篇有“卧龙腾渭水”及“羽扇风流绝世无”的句子,让左宗棠大为陶醉。然而,因他太倨傲,所以有人不服气,借批评诸葛亮,做了一联讽刺他:     祭东风、破曹操,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     失街亭、斩马谡,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欤!     左宗棠听说后十分不悦,以后再也不署名“小亮”、“今亮”了。     湘军攻克太平天国所在的金陵时,曾国藩奏报朝廷说,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而左宗棠侦知洪福瑱并未死,且已逃出,于是上疏抨击曾国藩谎报军情。曾国藩不甘示弱,上奏抗辩,两人一来一往,争执激烈,从此交恶。     及至朝廷论功行赏时,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左宗棠则未蒙奖掖,深感不平。后来曾国藩逝世,清廷谥以“文正”时,左宗棠仍忿忿不平地对人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岂不要谥为‘武邪’吗?”     左宗棠(1812—1886)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命其襄办曾国藩军务,由此崭露头角。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并开办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曾率兵讨平捻军、回变,收复新疆,屡立战功,死后被追赠为太傅,恩谥“文襄”。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部分彭玉麟:画十万幅梅花悼念亡妻    彭玉麟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清咸丰七年(1857),《清代名人像册》之“彭玉麟像”     湘军名将彭玉麟率部与太平军战于鄱阳湖口长江之滨。某日,他率战船三百余艘围攻太平军的重要据点小姑山,由于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后终于攻克。高兴之余,他吟诗一首:     书生笑率战船来,     江上旌旗耀日开。     十万貔貅齐奏凯,     彭郎夺得小姑回。     这首有点玩笑意味的诗,很快传了开来,最后竟传到彭妻方梅仙耳中。方梅仙不知缘由,心里很不是滋味,遂在某次给丈夫的信中,有意无意地带上一句:“请代问候小姑。”彭玉麟初不解其意,后来战争结束,夫妻俩见面,开诚布公地谈起,才消除了误会。     彭玉麟与妻子方梅仙情深似海,方梅仙去世后,他为悼念亡妻,誓画十万幅梅花以报,所以他有《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云:     诗境重新太白楼,青山明月正当头。     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     到此何尝敢作诗,翠螺山拥谪仙祠,     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     彭玉麟晚年居西湖之滨,在夫人方梅仙逝世后,生活倍感枯寂。     时西湖岳王坟守坟老人有一女名二官,对彭玉麟深为景仰,在俞曲园的撮合下,表示愿委身出嫁,“为彭宫保执箕帚”。彭玉麟则在深思熟虑十数日后,以诗谢却说:     但愿来生再相见,二官未嫁我年轻。     彭玉麟(1816—1890)     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咸丰三年(1853)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后主其事,并购买洋炮、制造大船。咸丰十一年擢为水师提督,光绪九年(1883)任兵部尚书,受命赴广东办理防务。军事之暇,也绘画作诗,并以画梅名世。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部分郭嵩焘:中国使用电话的第一人    郭嵩焘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清光绪朝维新健将郭嵩焘,曾出使英、法两国三年,具有宏观的国际视野。     他醉心西方现代化的事物,认为清政府非变法、西化,不足以图存。然而他的主张,却遭受一群顽固的守旧人士极力反对,当时朝中还流传一副讽刺他的对联: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国最早的电话机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王,并递交国书。这是中国皇帝有史以来首次以平等的身份与异国君王相互称呼。     中国公使一干人的到来,不仅在伦敦上流社会掀起一阵“中国热”,就是市井小民,也好奇不已,频频围观,并品头论足。一日,中国使馆的几位仆人上街购物,奇异的装束竟引得一位醉汉用手杖敲他们的脑袋,但随即被路见不平者扭送法办。英国法庭拟以伤害罪判处该犯劳役,但郭嵩焘却特意致信英国首相,请求豁免那位醉汉。此事见诸报纸后,引来伦敦市民对中国人的普遍尊重。日后中国人再上街,竟有博得路人欢呼之礼遇。     郭嵩焘在贝尔发明电话的那一年到伦敦担任首任驻英公使,并受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工厂。毕谛为让这位外国人了解“高科技产品”的惊人之处,特意请郭嵩焘观看刚发明不久的电话,并请他和他的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打电话(事后郭嵩焘把电话称为“声报机器”)。     虽然初次打电话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郭嵩焘和张德彝的那次通话,可说是中国电信史上的头一遭。     郭嵩焘(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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