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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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
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
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
。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
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
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
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
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
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
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
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
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
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
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
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
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
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
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
。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
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
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
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
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
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
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
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
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
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
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
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
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
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
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
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
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
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
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
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
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
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
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
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
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
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
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
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动的王”。这
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
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
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
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
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
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
了叛徒。
这天中央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
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
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
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
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
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
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
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
、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
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
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
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
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
，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
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
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
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
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
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
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
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
队”而着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
”。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
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
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
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
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
